【百道网·雷群明专栏】丛书要发生“集束手榴弹”的作用，一是要成“丛”出版。最好是分批次多本一次推出，配合集中宣传发行，一下子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而不要一本一本地零碎出版，那样，实际上仍只能发挥一个一个“手榴弹”的威力。二是一套丛书规模不宜太大，出版时间不宜拖得太长。
“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初版本
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是1990年由我与一编室主任陈达凯共同策划的选题，到1995年年底出版第一批4种，费时达6年。最初设想的名字叫“学林观止系列丛书”，是源于李一氓同志提出要出版好的古籍普及本、面向中青年读者的思想，同时也想打一打“学林”的牌子。后来，我们学习了中共中央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其中提到，要让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了解历史，了解祖国，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兴我中华，激发爱国主义的热烈情感，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用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中所蕴涵的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传统美德，教育、感染广大青少年。为此，我们决定把这套书改为“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
关于这套书的设想和编法，当时由我撰写的《出版前言》中是这样写的：
中国有五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先人给我们积累了数以十万计的文化典籍。这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但一不小心，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面对比我们少得不知多少的典籍，已经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如果我们剔除其中的消极成分，应该承认，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试想，以几十年匆匆的生命，要想览尽无涯的历代典籍，吸尽知识海洋，怎么可能？更何况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有那么多现代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去吸收。
我们要珍视五千年文明史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因此，需要了解，需要继承；我们又不能全盘照收五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因此，需要选择，需要剔除。
这是一种矛盾，是一种必须进行的艰难的选择。
试着解决这种矛盾，我们策划了这套观止丛书。
所谓“观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叹为观止”，即所收的内容应是精华，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东西。二是“观到此为止”，即一般的中等文化水平及以上的读者，只要拥有它，便可“尝一脔而知肉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概略的了解，如果不想做专门的研究，即可到此为止，庶几不至于有“数典忘祖”的危险。如果有人要继续深造，也可以此为出发点，登堂入室，到传统文化的大海中去搏击遨游。
为此，我们设想，这套观止丛书的选收范围上自先秦，下迄清末民初，以古典文学为主，兼及音乐、美术、历史、科学等，分专题出版，总计约收一千万字。以每天读五千字计，大约七年时间即可从头到尾读完。对普通读者来说，也许还是太多了一点。但中华传统的文化宝库实在过于丰富，再少便很难反映其真实面貌。好在对于不同的读者，仍完全可以有选择、有重点地读，或把它们当作准工具书查阅，还是有着相当广阔的选择自由的。
为了保证这套观止丛书的代表性与权威性，编选者与本社同人努力做到：一、选目尽量求精。除各书均由中青年骨干学者实际操作外，还特聘全国著名的学者、专家主持选目工作。不仅收入脍炙人口的名作，还努力发掘新的内容。二、评注尽量简明。以原作为主，不搞喧宾夺主的“鉴赏”，也不搞“今译”，让读者享受一种自己咀嚼、消化的乐趣。三、适当加入附录。主要是资料性的内容，与正文互为补充，借以为读者提供方便。四、装帧尽量精美，使之既可供实用，又能成为居室的美化装潢品和赠送的礼品与奖品。
考虑到工程量的巨大，第一批我们决定先出《中华古文观止》（编者：黄珅、刘永翔；特约编审：李学颖、曹光甫）、《中华古诗观止》（编者：马美信等；特约编审：汪贤度）、《中华古词观止》（编者：严迪昌、朱文、欧阳仲伟；特约编审：陈邦炎）、《中华古曲观止》（选目者：吴国钦；撰稿者：李畅友、吴国钦、陈大海、康保成、景李虎、谢柏梁；特约编审：李梦生）4种。
在确定选题之后，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物色作者。当时也曾考虑过请全国著名的学者、专家来编写，但是几经权衡之后，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而改为请中青年骨干学者担纲此事。因为，全国著名的学者、专家大都年事已高，手头工作又多，不大可能抽出空来帮我们做这套书，即使有些学者、专家事情不多，但往往是体弱多病，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中青年骨干学者们却既有兴趣又有能力来做这件事。
其次是要确定我们的特色。鉴于“观止”方面的书已有“榜样”在前，如《古文观止》，除了二吴本的古本外，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文观止新编》等多种新版本，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要后来居上，就必须做出自己的特色。经过与专家委员会成员、作者的共同商量，确定了我们这套书应体现出不同于同类书若干特点：
一是整套书应涵盖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面，不局限于诗、文、词、等少量门类，还应包括中华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
二是选目适当。要基本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本来面貌，既要有比较强的代表性，又没有畸轻畸重的缺憾。
三是以尽可能少的篇幅容纳尽可能多的内容。办法之一就是舍弃白话翻译，而只用作者介绍、题解与简明注释。
四是要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比较广的适应面，要让各种年龄、各种职业、各种文化层次的人都可以用。文化水平高的可以通读和用作深入研究的基础，文化水平较低的也可以选读和查阅；中文专业的可以用作教学参考书，其他职业的人也可从中找到丰富自己、交际应酬的大量素材。家中配上一套，还可以美化家居，增添室内的文化气氛。
为达此目的，最重要的一条是搞好选目。我们认为，这类书不同于原创性的著作，关键是选目要合适。所谓“合适”，就是选目要科学而合理：第一是代表性要强。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代表作要搜罗无遗，做到“一套在手，名篇佳作全收”。第二是数量要适中。所选的作家作品不多不少，与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大体相当，而且诗、文、词、曲之间的比例也要大体符合历史实际。第三要有所出新。要发掘一些有代表性的新作家新作品。第四，编写上，要努力做到权威性、实用性、可读性结合，既有“鉴赏”书的宏富，又有“作品选”的精练。希望全套书能够成为今后代代相传的“青年必读书”。
为此，我们派出编辑小组到全国各重点城市拜访著名专家学者，广泛征求意见，并聘请其中24位为丛书专家委员会成员，他们是万云骏、王水照、王运熙、王季思、卞孝萱、冯其庸、阴法鲁、严迪昌、杨伯峻、苏渊雷、吴小如、吴晓铃、吴调公、余冠英、张中行、陈贻焮、周勋初、周振甫、郭预衡、施蛰存、顾易生、徐中玉、黄天骥、褚斌杰先生，可谓阵容强大。在专家委员会成员的指导下，我们与作者确定了最后的选目与各书的字数。因为中国是“诗的王国”，而文的历史也很长，所以篇幅均超过100万字，而词、曲的历史较短，所以只有五六十万字。
我们认为，这个选目是迄今同类选本中比较好的一种。试把第一批4本《观止》中的三本与同类书作一简单比较（《中华古曲观止》没有同类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优点所在：
仅以“古文”为例，清人吴楚材等人的《古文观止》共收60位作家的作品222篇，其中《左传》34篇，唐宋八大家78篇，分别占总数的15％和35％，比例显然偏高，而“学林”的《中华古文观止》，《左传》收13篇，唐宋八大家为56篇，分别占总数的2．5％与11％，基本上反映了各自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
为了保证这套书的质量，在作者交稿以后，我社又专门请了有关专家作为“特约审稿”，做好把关工作。这套书的编写工作有先后，作者完稿时间也早晚不同。但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决定于1995年年底一次推出，并且与新华书店联合制定了宣传发行计划。所以，一问世，就取得了成功。初版5000套很快脱销，不到半年，又重印了6000套面世。因为4本书的字数不一，初版本诗、文比较厚，重印时各改为2本，共为6本，比原来4本更显得美观。整套书由著名装帧艺术家陶雪华装帧设计，清新淡雅，用60克书写纸精印，十分抢眼。有不少读者甚至当作“礼品”买了送人。
1996年1月16日，我们在北京的亚洲大酒店举行这套书的新书发布会，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徐光春同志因事不能与会，特地写了一简单的书面发言，对我社和这套书都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他说：
学林出版社一直坚持出版高质量、高品位的图书，这次出版的“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集数十位专家的努力，装帧精美，使人看了非常喜欢。这套书对于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教育，对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很好的作用。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读者出版更多的好书。
徐光春题词
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的伍杰同志也亲临会场，对这套书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它的出版“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对于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说它是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读物也决不为过”。同时，他还肯定了我社“有自己的风格：作为第一家自费出版社，同时又能着眼出版一些有特色的书，出一些有影响的拳头产品，成绩比较突出”。希望我们能“好好总结经验，多出好书”。《瞭望》和中央与上海的许多报刊发表了书评书讯，给予充分肯定。1996年8月14日，在首届上海图书节上，我社在《金文大字典》签名本发行的同时，还召开了一个“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恳谈会，徐中玉、王水照等专家教授出席，同样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徐中玉、王水照等在恳谈会上
1996年，这套书获得了上海市优秀图书装帧设计奖和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由于丛书质量比较高，加上宣传得当，初版5000套很快销完，我们很快又出版了第二版。根据大家的意见，把篇幅比较大的古文、古诗分成两本，这样6本书差不多厚薄，看起来更美观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这套书还要编辑出版《中华文言小说观止》、《中华艺林观止》、《中华科苑观止》、《中华文论观止》、《中华佛道观止》等多种，我在一些文章中还作了预告，但是，由于工程量浩大，加上形势的变化，出版社的编辑力量与财力都有些不堪负担，我个人的情况和思想也有了一些变化，最终都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这是我至今仍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其中《中华文言小说观止》曾请了陈四益、林东海、林冠夫同志拟定过计划，《中华佛道观止》也曾请洪丕谟同志提出了初步的设想，还曾与黄霖等商量《中华文论观止》的编选问题，耗费了他们不少的时间，出版社好像也没有给他们什么补偿，更是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的一件事。
学林文库
出版社成功的最重要标志是好书。“学林”作为一家学术性的出版社，应该自觉地把出版有积累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我们的第一要务。我们深知，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学术的传统，历代学人殚思竭虑、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各种学术著作，主要就是借助于出版物这一媒介而播及四方，传之久远。在经济大潮涌动的比较浮躁的世界，潜心致力于编撰高质量学术著作的学者，已经为数不多，但他们是中华学术界的栋梁。支持他们的研究和编撰工作并尽量及时地将他们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出版物的形式推向社会，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编选一套“学林文库”，把具有较高水平并且能够为“学林”增光添彩的单本学术著作和丛书中质量较高、反响较好的学术著作，以“学林文库”的形式让它们有机会突现出来，长久流传下去，同时也为学林出版社营造一个叫得响的品牌。
“学林文库”的《出版前言》说：
“学林文库”的目标是“追求一流”，收入其中的应是中国当代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它们的作者可以是公认的一流的专家学者，也可以是脱颖而出的顶尖的学术新人，但是他们的著作绝对应是学界和读者公认的一流佳作，应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传之久远的不朽之作。为保证质量，我们采取宁缺毋滥的从严方针，一方面，尽量从我社已出版的高质量学术著作中择优选收经过考验的佳作，以重版的方式列入“文库”；另一方面，我们将在初版书稿中挑选在某一领域具有开拓意义、经过高级专家严格把关、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的上乘之作列入“文库”。为使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我们在“文库”的装帧设计、印刷用纸等方面也要在尽量照顾国情的同时，争取与国际接轨，努力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做到赏心悦目，人见人爱。
按照这样的设想，“学林文库”在1996年之前分两批一共出版了10种。第一批7种，其中3本选自“学林”前十多年中“久经考验”的名著佳作，它们是著名学者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著名语言学家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另外4本是晚出的，它们是华东师大教授、语言文字学专家、《古文字诂林》主编李玲璞的《甲骨文文字学》、湘潭大学年轻教授刘启良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南京大学年轻教授潘知常的《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和浙江师范大学年轻教授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石头的生命循环与悲剧指归》；第二批出版的有3本，它们是胡适的英文博士论文中译本《先秦名学史》（李匡武等译校），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严耀中的《中国宗教与生存哲学》和忻剑飞的《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
学林文库本《中国文化要义》
这10本书，其作者、发表时间、著作内容的差别都很大，但是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学术质量一流、足堪流传的佳作，有的曾多次重印，有的获得了省市级以上的各类奖项，几位学术新人的作品也因为具有开拓意义和较高的学术水准而受到学界的好评。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是他的代表作，可以说是体现了他一生学术思想的精华。陈原的《社会语言学》是他为了支持“学林”的成立而在1982年交给我社的，1983年出版后，曾一版再版，以其思想的开放、观点的新颖和语言的通俗风趣而享誉书林。《甲骨文文字学》的作者李玲璞先生毕生从事古文字的研究，在主持国家重点工程《古文字诂林》编纂工作之余，继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甲骨文选注》之后，所完成的专著《甲骨文文字学》既系统又多创见，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此书以其高水平与通俗易懂而获得专家好评与读者赞赏。其他几位中青年作者的专著也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有的作者现在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学科带头人，有的成了博导和单位的主要领导。这是我们比出他们一本书更感到欣慰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的《先秦名学史》。1982年，中国逻辑史研究会送来这本书的翻译稿，希望我社出版。这本书是胡适1915年至191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1922年曾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过英文版，但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过。1981年冬，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天津召开第二次全国学术讨论会时，有人提议把它译成中文出版，当即得到响应。不久，由李建钊等11位同志组成的《先秦名学史》翻译组即分头进行翻译，之后又由该会副理事长李匡武教授负责全稿校订，全稿于1982年6月完成，9月托人介绍给我社要求出版。胡适的书可不可以出？这在现在肯定已经不是问题。但在1982年，却仍然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大问题。那时，“四人帮”虽然已经被打倒多年，拨乱反正也已经进行，但是各种有形无形的精神枷锁依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作为曾被毛主席点名批判过的胡适，在一般人的脑袋里，差不多就是“反动”的代名词。要出他的书，仍然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当时的社领导，经过商量并请示了出版局的领导，局长宋原放同志认为，为稳妥计，还是改为内部发行。于是我们在1983年出版时，就加了个“国内发行”的尾巴。事后曾被人批评为“在国外出版的书却不让国外的人看，没有道理”，是“笑话”。不过，这种“笑话”也是时代的产物，并不是宋原放同志和“学林”人特别保守。90年代，我们把它从“国内发行”一下提到了“学林文库”，也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精神的胜利，也不是“学林”人特别先进。从这本书的“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出解放思想的过程和伟大作用。
人文丛书
“学林”出版的一套比较重要的丛书是“人文丛书”。它由当时供职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优秀青年编辑、室主任张志国和我社的副总编曹维劲任双主编，居延安、林耀琛、顾晓鸣任副主编，我社青年编辑陈达凯担任执行编委。
“人文丛书”是一套着眼于改革开放、容纳新思潮、新观点的、由中青年主编或撰写的新型丛书，1987年开始先后出版的有如下一些:《艺术社会学》（【匈】阿诺德·豪泽尔著、居延安译编，1987年），《太平洋挑战——亚太经济及其文化背景》（林汉隽著，1987年），《现代西方人生哲学》(曹锦清著，1988年)，《精神分析学的过去和现在》（【美】鲁本·弗恩著、傅铿编译，1988年），《未来家庭形态》(王永云著，1988年)，《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毛茂臣著，1988年)，《发展：寻求再生之路》（姚亮著，1988年），《人类与悲剧意识》（赵凯著，1988年），《人与建筑》（沈福煦著，1989年，《中国道教文化透视》（刘仲宇著，1990年），《否定与徘徊——现代批评精神》（吴炫著，1990年），《在人类文明的舞台上》（姚忻华、朱达著，1991年），《西方人学第五代》（张一兵著，1991年），《人类意志的现实化》（周农建著，1991年），《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王海龙、何勇著，1992年），《童年与社会》（【美】埃里克松著、罗一静等编译，1992年），《文化进化论导论》（吕斌著，1994年）。
人文丛书
1987年7月，本丛书编委会在总的《前言》中说：
对人文现象的关注，对人文因素的关注，已经成为现时代的一个主要倾向。无论学术界抑或读书界，皆是如此。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对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中国学术界在80年代掀起的文化研究热潮，其实都表明了这种倾向。
有人把这种热衷文化研究，关注人文现象、人文因素的倾向，看作是继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的‘第二次发现’。如果说，人的‘第一次发现’带着雄赳赳的气概，宣告了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挣脱了神灵的枷锁，那么，这‘第二次发现’则摆脱了宣言式的呼唤，而更趋向于客观的考察，趋向于对自身的清醒、冷静的全面审视。从这样的背景上看，研究人文现象和人文因素，无疑是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等关系的一个途径，是理解人的生存方式、欲望及价值观念变迁的一个捷径。通过这样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地认识人。
正是出于对人自身的兴趣，对人与各种存在相互关系的兴趣，我们组编了这套丛书。在丛书蜂拥、新论迭出的今天，我们无意也不可能做到系统化，只能向读者奉献出或许会引起兴趣的课题，如果其中的一些会起到启发的作用，或是成为引起讨论的缘由，那将是对我们的莫大鼓舞。
这套书采用小长32开本，白底黑字的涂塑封面，与其内容相适应，显示了一种淡雅和新鲜。出版以后，颇受学术界和青年学生的关注，其中有些书还被台湾出版商买去版权。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关注了人的自身这样的议题，可以说是有些超前的。这套书的作、译者当时都是中青年，现在许多人成了有名的专家学者。主编张志国很有思想，并且能够团结一批高质量的作者，自己也很能写，在当时上海的出版界中青年编辑中属于佼佼者，如果一直在出版社做，一定前途无量。可惜的是，不久，他在从美国研究考察一年回国后，即辞职去为台湾老板做事了。虽然，后来他并未完全脱离图书出版，还曾经介绍过刘德华的《我是这样长大的》等书给我社出版，并且取得不俗的成绩，但是，总的来说，他在出版方面的才华没有能够继续发挥，特别令人遗憾。
这套书的缺点，除了如《前言》中所说的系统化不足外，还有就是到底打算出多少，也心中没底，而是以作者和译者的所有为转移，出到哪里算哪里，从而显得有些零乱，也很难进行宣传（实际上当时的宣传也很不足）。由于作者们的兴趣转移等关系，出到后来便不了了之。所以总的来说，它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套书在思想解放方面所起的带头作用还是应该给以适当肯定的。
没打丛书牌子的“丛书”——现代美术家画论·作品·生平
“学林”有一套没打丛书牌子的“丛书”，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有一定影响，那就是为美术大家立传的普及读物“现代美术家画论·作品·生平”。“学林”第一年（1982年）出的10本书中，有一本《现代美术家画论·作品·生平——颜文樑》（林文霞记录整理），它是介绍我国早期油画大师颜文樑先生的一本普及读物。当时没有冠丛书的名字，出版以后，反响甚好，大家认为，把画家的绘画理论与代表作集中起来并加上生平一起介绍，是向普通读者普及绘画的新尝试，值得提倡。于是我们决定继续扩大规模，使之“配套成龙”，后来又陆续组织出版了《现代美术家画论·作品·生平——林风眠》（朱朴编）、《现代美术家画论·作品·生平——丰子恺》（丰一吟编）、《现代美术家画论·作品·生平——潘天寿》（杨成寅、林文霞编著），并且在1996年重新装帧设计，将4本书全部重印了5000本，形成了没有打丛书牌子的丛书。原来设想还要出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等大师的，王子野同志还向我提出可出潘玉良，我们也做过一些努力，后来，因为力不从心而终于没有继续下去。
《颜文樑》初版本
4本书
学林出版社的丛书，90年代末的“笔会文丛”也很有特色，因有其特殊的原因，我将在以后另作专文介绍，这里暂且按下不提。此外，在前20年中颇有特色和影响并值得介绍的丛书还有不少，诸如文坛泰斗巴金题写书名、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晓明主编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9种（陈思和的《鸡鸣风雨》、蔡翔的《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胡河清的《灵地的缅想》、郜元宝的《拯救大地》、张新颖的《栖居与游牧之地》、薛毅的《无词的言语》、夏中义的《思想实验》、李振声的《季节轮换》、王彬彬的《在功利与唯美之间》），陈方正主编的“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6种（【英】雷蒙德·卡尔著，许步曾等译的《惶惑的旅程——西班牙的现代化历程》；【美】威廉·麦尼尔著，倪大昕等译的《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美】米高·泰格等著，纪琨译的《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罗德里克·H·戴维森著，张增健等译的《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诺曼·伊兹科维兹著，韦德培译的《帝国的剖析——奥托曼的制度与精神》；【美】马克·拉伊夫著，蒋学祯等译的《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化丛书”20种（《民间信仰研究》、《民俗文化研究》、《上海民俗研究》、《民间文艺研究》、《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研究》、《民间文学研究》、《人生礼俗研究》、《都市民俗学发凡》、《民间礼俗文化研究》、《民间稻作文化研究》、《民间口承文化研究》、《民间神秘文化研究》、《吴越地区民间艺术》、《稻作文化田野调查》、《民间文学探幽》、《民间俗神信仰》、《民间文化研究》、《地方神信仰》、《民间艺术研究》），本社为配合“台港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推出的“畅销作品鉴赏丛书6种（曹正文著的《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金庸小说人物谱》，李东著的《风中飘逝的女人——三毛的人生和艺术》，卢润祥著的《神秘的侦探世界——程小青孙了红小说艺术谈》，罗立群著的《开创新派的宗师——梁羽生小说艺术谈》，林青著的《描绘历史风云的奇才——高阳的小说和人生》）等，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内容，都颇有引人注目之处。由于篇幅的关系，只能略记篇目，留下一点历史记录，恕不能展开介绍了。
巴金题名“火凤凰”
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丛书要发生“集束手榴弹”的作用，一是要成“丛”出版。最好是分批次多本一次推出，配合集中宣传发行，一下子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而不要一本一本地零碎出版，那样，实际上仍只能发挥一个一个“手榴弹”的威力。二是一套丛书规模不宜太大，出版时间不宜拖得太长。规模太大会使读者的负担过重，影响后续购买力；出版时间太长不仅容易使读者产生视觉疲劳，而且常常会因为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使出版社难以按原定计划进行，形成虎头蛇尾甚至有头无尾的尴尬局面。
（本文编辑：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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