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雷群明专栏】我之所以把丛书戏称为“集束手榴弹”（这名词好像是从胡风先生那里“借”来的），是说就像手榴弹集成一束要比单个威力大一样，由多本书集合而成的丛书，也可以发挥比单本书更大的作用和造成更大的影响。“学习之友”等丛书的成功，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学习之友”丛书
前面几篇谈的都是学林出版社的“大书”，接下来想先谈一下学林出版社的丛书。
“学林”成立之初，在考虑出“大书”的同时，也注意了丛书的出版。当时考虑得比较多的是借此扩大影响，而比较少考虑赚钱的问题。但是“无心插柳柳成阴”，做的结果，倒是最初的几套书都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特别是“学林”的第一套丛书——“学习之友丛书”，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好成绩。
我之所以把丛书戏称为“集束手榴弹”（这名词好像是从胡风先生那里“借”来的），是说就像手榴弹集成一束要比单个威力大一样，由多本书集合而成的丛书，也可以发挥比单本书更大的作用和造成更大的影响。
“学习之友”等丛书的成功，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学习之友丛书
“学习之友丛书”，可以说是学林社与出版局领导和业务部门共同策划的结果。1982年5月7日，上海市出版局的领导宋原放、刘培康和出版处的倪墨炎、沈家儒、曹铁民等同志与“学林”的领导和编辑人员一起研究出书的长远计划，就“上海出版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向‘新花头’努力，出版有声有色、高质量的书”，出版“学林精华”，“学林”要有风格、有质量等设想。刘培康同志提出了“学林”要在出高精尖方面的书的同时，出版一套常备的普及书的设想。5月29日，“学林”的同志再次与出版处的同志开会时，就提出针对中等文化水平的基层干部出版一套丛书的事。当时确定：这套丛书虽非重点，但要求要高，要有特点：新，实用，图文并茂；要整体设计；要重视宣传等等，并且确定了几个选题。关于丛书的名字，最初提出的是叫“干部之友丛书”，也有的同志提出叫“干部学习之友丛书”或“学林小丛书”，几经讨论，大家认为，“学林”的书，最好能够既围绕“学”字做文章又有个性，这样，容易抓住读者，又有利于确立出版社的品牌，最后才确定为“学习之友丛书”。这个思想，无形之中成了“学林”以后出书的指导思想之一。
“学习之友丛书”一共出了10种，第一批选题是《法律答问四百题》（柳肇瑞提出，原来拟叫《法律顾问》或《法制问答》；作者：冯尔泰等）、《文艺小百科》（雷群明提出；作者：吴立昌、蒋国忠等）、《古今中外三百大事》（倪墨炎提出，原来拟叫《中外大事三百例》；作者：庄葳等）、《当代科学之门》（林耀琛提出；作者：《自然杂志》编辑部）、《今日世界》（作者：张睿壮等）、《应用文大全》（雷群明提出；作者：于成鲲、喻蘅等）、《逻辑要领》（曹维劲提出；作者：徐庆凯），后来又补充了《人口浪潮与对策》（陈昕提出；作者：张志鸿等）、《古今中外三百名人》（作者：庄葳等）、《科学社会主义入门》（作者：周锦尉等）。
“学习之友丛书”的《出版前言》对这套书的宗旨有如下的说明：
“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具备广博的知识。但人生有限而知识无涯，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应该从何处起航？‘学习之友’这套书便是为了帮助解决这一问题而编纂的。
“‘学习之友丛书’包括政治、法律、历史、文艺、国际知识、经济管理、科学技术等各个门类，介绍当今世界最新的同时又是最做一个现代人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力求写得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具有科学性、趣味性和实用性，适合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广大群众和干部阅读。”
正是这个实事求是的定位帮助了“学习之友丛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以说，“学习之友丛书”包括的几本书，它们所要介绍的知识都是一些基本的常识，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为了做好这些书，编辑们可谓煞费苦心，动了许多脑筋，最后才能够胜人一筹。当时我们的出书，没有数量指标，也没有利润指标，所以编辑没有经济“压力”，只要一心一意把书做好就是。大家领到任务后，不是仓促上马，而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考虑提纲，征求意见，物色作者，有些书甚至要写出样稿，再与作者反复修改定稿。像我担任责任编辑的《文艺小百科》和《应用文大全》，作者多，有复旦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教师、有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也有编辑，分散在上海的各个地方，为了确定提纲和最后定稿，大家来来往往，开会，上门，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也花费了不少经费。有的作者只有不多的几条，他们所得的稿费大概还不够自己的开销。但是，为了书稿质量，为了读者利益，谁都不计较这些，仍然高高兴兴地做。他们的行为，使我们编辑很是感动，也鼓舞了我们把书做好的决心。
在大家的努力下，“学习之友丛书”具备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读者对象把握得准，表达方式注意了针对性，做到深浅适度，所以比较容易受读者欢迎。第二，跨度大。充分利用了“学林”的“综合性出版社”的优势，在当时上海的其他专业出版社都比较守“规矩”、不能突破自己的出书范围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跨专业的大角度进行构思，不仅一套书文、理、科兼备，而且每一本书也往往包含了多本书的内容，让读者感到“合算”。第三，要求作者写作时尽量做到表述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最好还能生动有趣，就像韬奋说的，把“硬性读物”的内容用“软性读物”的形式表达出来，让他们在轻松愉快中接受知识，受到教育和启发。第四，是注意发挥创造性，在平常中出新。像《文艺小百科》，不仅介绍了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基本知识，而且创造性地编写了7个附录，包括“中国文艺大事记”、“世界文艺家年表”、“世界部分国家文艺奖介绍”和中国与世界的“文艺之最”，可以说是提供了高度浓缩的文艺知识，因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的读者写信来甚至说，这本书的附录部分是“精华”，“其价值超过了正文”；还有的读者说，他们在当地买不到这本书，就特地到图书馆去抄这些附录“派用处”。《应用文大全》也是如此，它除了介绍行政、财经、诉讼、文教、日常5大类的重要应用文之外，还收集和编写了与写作应用文有关的7个附录，特别是新编写的“我国历代公文沿革概述”、“我国历代公文体制、名称、用途简介”等，为以前同类书所无，大大便利了读者的阅读和使用。由于这两本书的附录多而实用，起到了准工具书的作用，以至于有人还送了责任编辑一个“附录编辑”的雅号。
由于这些特点，再加上出版社对这套书密集而成功的宣传，使得它在国内广受欢迎，被读者称为“受欢迎的良师益友”，并且连年不断再版，给我社创造了不小的利润，成为比较持久的“双效书”。其中的《法律答问四百题》，曾荣获1983年全国首届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选的二等奖，累计印数达到130多万册，《文艺小百科》达70多万册，《古今中外三百大事》、《应用文大全》、《当代科学之门》等，印数也均在四五十万册以上，并分别多次成为全国和上海市读书活动的推荐书目。
夜读丛书
“学林”初期第二套比较成功的丛书是“夜读丛书”。说起来，这套丛书的来历颇不平常，因为它同我们爱书的汪道涵市长也有一定的关系。1982年9月29日，在学林的编辑会上，领导同志传达说，汪道涵同志对于我社拟出“袖珍百科丛书”表示欢迎。他说，现在人的时间有限，只能读一些最精华的书。所谓“袖珍百科丛书”，设想是一套读者对象的文化层次比“学习之友”更低一档的丛书，要求浓缩百科知识，并且要以10本一辑整体推出的形式造成声势。
“夜读丛书”获奖证书
为什么叫“夜读丛书”？当时大家的意见是：市场上已出的许多丛书大多是按照图书内容的专业方向来取名的，因而读者面未免要受到一些限制；而我社是一个综合性的出版社，丛书要体现出出版社的个性，就要想一个涵盖面尽量大一些的名字。在讨论的时候，有人曾提出叫“袖珍学林丛书”，有人提出叫“二亿丛书”（意思是要为2亿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中国人所读），后来有同志针对“现在晚上是电视的世界”的看法，提出了“夜读”这个名字，表示要用好的图书去争取电视机前的观众，使之成为我们这套书的读者；另外，按照目前中国的情况，大多数人都是白天工作，只有晚上才有空闲的时间用来读书，取名“夜读”也容易使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还有，“夜读”也是我国知识界的一种优良传统，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大家觉得这个想法不错，最后一致同意叫“夜读丛书”。
当然，光有一个好书名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内容要与之相符。为了做好这套书，11月17日，宣传部林宏，出版局领导王国忠、赵斌和出版处领导沈家儒、胡启明、夏家麟与本社领导和编辑在讨论本社选题时重点对它进行了研究。王国忠提出，“‘学林’学术性的旗号不能丢，‘夜读丛书’要有一个完整的想法，出版时间和什么时候出完都要先想好，规模也不要太大。”他还建议与兄弟出版社协商联合出版。柳肇瑞当时提出两年内出齐50种。11月21日，社里讨论“夜读丛书”选题，大家一口气提出了40多种，其中有一些后来列入了计划。
在具体做法上，社里提出并且基本上实践了以下几条原则：
一是要“寓教于乐”。内容选择要像办晚报那样，让读者在轻松愉快之中获得知识，获得教益，获得乐趣，写法上尽量避免干巴巴的说教和过于严肃枯燥的从概念到概念的论说，力求做到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结合。
二是篇幅要短小。一般每本书掌握在10万字左右，书中的每篇文章以一二千字的短文为主，既要求有一定的系统性，互有联系，又要求能独立成篇。这样便于读者利用点滴的时间，看停随意，不致产生“欲罢不能”的遗憾。
三是跨度要大，追求的是“知识密集型”的目标。如“夜读丛书”的《出版前言》所说，它是综合性的，“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在每一辑中，尽量做到品种丰富，使内容与形式、文科与理科、风格与流派等适当搭配，让读者吸取比较全面的精神养料，不至于发生因“偏食”而引起的“营养缺乏症”。而在每一本中，尽量做到“知识浓缩”，增加跨度，让读者在尽可能少的时间里得到尽可能多的知识，以提高阅读和记忆的效率。后来有人在报上撰文称赞这套书为“大跨度的‘小书’”，是有点道理的。
四是装帧有“夜读”的特色。这套丛书的装帧工作是由上海著名的中年女装帧设计家沈蓉男担任的。它的封面以深灰作底，以星星、月亮和书脊为图案，其中每一本书的封面上的星、月位置、大小均不相同，表示星月的运动，时光的流逝；封面上以拼音和汉字标明“夜读丛书”及每一本书的书名和作者，并有不足100字的内容简介，让人看了觉得就像傍晚一样清幽，顿生一种美感、爱感，从而引起夜读的雅兴。另外，每一辑还有一种套装本，套子用全黑为底，象征夜晚的天空，上面缀满星星和月亮，似与读者在作神秘的“感情交流”。
五是成丛出版。以往不少的丛书，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不能在短期内成丛出版，多是零零星星地今年出几本，明年出几本，甚至要隔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成“丛”，给读者和书店的工作都带来了许多麻烦，甚至引起人们的反感和不满。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一辑10本一定要一次推出，“成丛”发行。为此，我们先请承印的几个厂一起来开会，提出要求，请求协助；另外，为了让书能在书店中成丛供应，在图书分类时，也想了一点办法，不管书的具体内容如何，都归于“文化教育”类，以免书到书店以后，被按不同学科分别置于各个不同的柜台，使读者不易查找，难以全部买到。为了照顾读者的利益，丛书虽成丛出版发行，但并不要求读者非成丛购买不可。在新书征订和读者购买时，都分了套装本和单本两种，读者可以根据需要自由选择。不过，由于套装书可以用于人们馈赠的礼品和嘉奖先进人物的奖品，因而，需要量反而大大增加。第一辑初版时，套装本是5千，待第3次印刷时，即增加到1．5万了。
“夜读丛书”第一辑10本（《艺林散步》，江曾培著；《现代文坛偶拾》,倪墨炎著；《人的自我测验》，桑洋编；《博物记趣》，枕书著；《家庭面面观》，邓伟志著；《现代国际乐坛》，李耀伦编译；《沧桑亿万年》，陈胜庆、姚忻华著；《被毁灭的城市》，李原、李洋编著；《老年心理初探》，胡君辰著；《国际刑事警察组识破案故事》，咏清、晓湘译。）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央和上海的报刊共发表了几十篇评价推荐文章，1986年还被评为“上海青年最喜欢的十本书”之一。由于各方面的努力，销售情况也很不错。在当时书刊发行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初版平均2万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销售一空，当年即重版了1次，到次年6月，又印了第3次，总印数近100万册。
为使这套丛书编得更好，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改进工作。于1987年初出版了“夜读丛书”第二辑10种，它们是黄霖著的《金瓶梅漫话》，江俊绪等编著的《世界著名悲剧故事》，关鸿、曹维劲著的《神与人——世界文学中的英雄形象》，江上行著的《六十年京剧见闻》，董志新著的《记忆惊人的途径》，姚伟民、姚胜编著的《人和珍稀动物》，蒋一颿、赵孝思编著的《体育世界轶闻》，胡运骅主编的《花木谈丛》，周三金著的《名菜小史》，高淑君、王连珍等著的《无名者格言集锦》。这一辑初版平均印数为2．3万册，也是很快便销售一空，在5月的上海出版社联合书市上，仅各地来洽谈的订货数，平均就突破1万册。这一辑还被《书讯报》、上海电视台联合举办的“我最喜欢的十本上海版新书”评选活动选中，按得票多少排在第6位，可见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1988年出版的第三辑10种是《〈红楼〉医话》（汪佩琴著），《艺林剪影》（谷苇著），《墨池散记》（洪丕谟著），《舞蹈女神》（陆初著），《西边叶拾》（董鼎山著），《月下小品》（一张著），《家长的修养》（陈雪良、陈贤德著），《心理与疾病》（郭莲舫、戴君君著），《世界民族掠影》（张明华、张福琴著），《中外法律名言录》（郁忠民、俞峰编），较之前两辑，在兼顾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同时，更加注意了高雅和实用，使之可读、可用，可备查，有一定资料价值和保存价值。
1989年出版的“夜读丛书”第四辑，包括著名教授赵景深先生的遗著《观剧札记》，吾三省的《语文小札》，顾也鲁的《艺海沧桑五十年》，王少如等的《近代出洋史话》，魏承思的《风物话源》，曲渊的《口才与交际艺术》，江俊绪、周梅芳著的《世界著名喜剧故事》，艺祥编著的《世界奇趣录》，钱锋编译的漫画《父与子》和李阳、方卓编译的《要你来破的奇案》。在前几辑的基础上，更注意了专业知识的普及和积累与视野的开阔，《要你来破的奇案》还首次引进了与读者互动的模式。
“夜读丛书”出完第四辑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没有继续出下去。但是其中不少书仍然常常被读者提起，于是我们在1995年又从中挑选了10本（《金瓶梅漫话》、《〈红楼〉医话》、《博物记趣》、《艺林剪影》、《被毁灭的城市》、《口才与交际艺术》、《世界著名悲剧故事》、《世界著名喜剧故事》、《记忆惊人的途径》、《人的自我测验》）出了一套“夜读丛书”精选，也取得了比较好的双效益。
“夜读丛书”精选
“夜读丛书”虽然没有达到汪道涵同志的“百科精华”的要求，但是，在学术著作普及化方面应该说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40本“夜读丛书”，涉及了几十个专业知识领域，有些还是比较高深的专业理论领域。这些专业知识领域里高深的学术著作有人会写，但普及本就没有合适的作者来写，一来通俗学术著作难写，可能大学者不屑于写，也不一定写得好。二来这些书不能评职称，稿费也不多，一般人也不太愿意写。现在，“夜读丛书”汇集了各方面的专家写出的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应该说是开了个好头。读者和社会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黄霖，当时已是我国“金学”的权威，他的《金瓶梅漫话》开了《金瓶梅》研究普及化的先河，1986年荣获第一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另外，《口才与交际艺术》、《沧桑亿万年》、《被毁灭的城市》、《〈红楼〉医话》、《心理与疾病》都曾在全国性的评奖活动中获奖。《被毁灭的城市》等书还被台湾引进出了繁体字版。
青年学者丛书
从1986年开始，“学林”推出了一套在知识界引起小小轰动的“青年学者丛书”。
这套“青年学者丛书”在1985年上半年由青年编辑陈昕、曹维劲策划、提出，并得到社领导柳肇瑞等的积极支持。当时“学林”的经济情况并不算好：本来出版局在“学林”成立之初许诺，出版社只管出好书，如亏本由局里给予补贴。到了1985年，局里的政策则有了改变，明确要求我们以后要“自负盈亏”。而我们在前两年的运作中，由于《中国历代服饰》和“学习之友丛书”等的成功，经济上虽有了一些盈利，但仍然不很宽裕。在这这样的情况下，局和社的领导还是坚持“学林”要把出“好书”放在第一位，认为出版社作为精神食粮的生产部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不动摇。我们曾以社会效益为“名”，以经济效益为“利”，把书刊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有“名”有“利”的，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好的“双效书”；第二类是有“名”无“利”的，即社会效益好但经济效益不理想甚至要亏本的书；第三类是有“利”无“名”的，即经济效益可观而社会效益不太理想但又决不是有害的书；第四类是无“名”无“利”的，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差的书。我们提出，要争“名”夺“利”，即争取多出第一类书，适当重视第二类书，有机会也不放弃第三类书，但要尽量避免第四类书。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学林”在经济条件还不太好的情况下，在当时一些出版社因印数不足要亏本而拒绝出版学术著作时，于1985年提出了出版“青年学者丛书”的设想，意在为读者面窄的中青年学者的学术专著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为什么单给“青年学者”出丛书？因为大家觉得，社会上太多锦上添花，而较少雪中送炭。对已经出名的学者已有足够的关心，围绕名人的文章已做得很多，但是对于一些很有前途、一时没有被发现的中青年却关心较少。我们是个小社，在不放弃老专家学者的同时，想多做一点雪中送炭的工作，为那些有前途的中青年学者做一点贡献。我们还相信，二流作者的一流作品不一定比一流作者的二流作品差。中青年作者的第一本书，往往是他们殚精竭虑多年苦干出来的精品，我社如帮助他们出版，不仅是对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的最重要的支持，帮助他们奠定走向成功的基础，而且，也可以发现一批优秀的学术著作和优秀人才。为此，我们付出的亏本代价是值得的。我们把这种做法叫做“不薄名人爱新人”。虽然这些书多数要亏本，出版社为此要失去一些“利”，但为国家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人才，为中国学术的未来作出了一点贡献，可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赢得好“名”，又何乐而不为？
早期部分“青年学者丛书”
为了出好这套书，社里召开了一些座谈会征求意见，1985年8月22日，在我参加的一个作者座谈会上，夏中义、杨鲁军、顾晓鸣、朱大可、骆玉明、陈彪、史正富、居延安等青年学者充分肯定了这套书的设想，同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如：这套书应是近几年填补空白的新兴学科或者老的学科中有新突破的，为此，不要顾及体系的平衡；作者要是全国性的，又要沟通信息，避免重复；要有有足够的审稿力量，保证书稿质量；要有比较大的容忍度，出点新的东西；出版周期要快，装帧要美，等等。
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社里确定的“青年学者丛书”的入选标准大体是：作者的年龄限制在40岁以下，身份是目前知名度还不够、但学有专长的博士、硕士生或其他的中青年学者，其著作读者面较窄但有独特见解，有较高的质量，经过专家推荐和出版社审读后认为有出版价值的即可入选，然后由出版社根据自己的经济和编辑实力分批安排出版。
1986年，“青年学者丛书”首批出版了《国际竞争论》（陈琦伟著），《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符钢战、史正富、金重仁著），《黑格尔戏剧美学思想初探》（朱立元著），《刑法中的一罪与数罪问题》（顾肖荣著），《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张绥著）等5种，当时即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而集中的焦点在于这些书的学术质量和出版社的“扶持新人”。其中，《国际竞争论》于1987年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在1987年首届“中国图书奖”评选中获得第三名。由于这两本书还得到了重印的机会，原来我社准备亏本的数字也大为缩减。
首批“青年学者丛书”出版的基本成功，更鼓舞了大家的信心，于是在1986年，又提出了第二批选题，副局长赵斌在2月7日“学林”的选题过堂会上肯定它们“更适合四化的实际”。其中的《国际收支论》（周八骏著）、《汇率论》（张志超著）、《论里根经济学》（杨鲁军著）和《西周册命制度研究》（陈汉平著）于1987年出版，还有三本（徐纪敏著的《科学的边缘》，孙承叔、王东著的《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宋永毅著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延至次年出版，也都得到了好评。特别是宋著得到老舍家属的高度评价，认为是“期待已久的突破性著作”。1987年1月14日，我与陈昕、陈达凯等在参加我社在北京开的迎春茶话会之后，专程去天津，在南开大学开了一个“青年学者丛书”的作者座谈会，听到不少对这套书的好评，结识了一批新的作者，同时也收集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
学林社在天津召开的“青年学者丛书作者座谈会”
两年下来，“青年学者丛书”的影响逐渐扩大，来社里联系出书的中青年作者也越来越多。但是，鉴于我社经济力量和编辑力量的不足，每年只能出版三五种。到1995年的十年中，一共出版了涉及多个学科的40多种专著，除了上述几种外，其中以文学艺术方面的最多，主要有《中国电影文学透视》（张成珊著），《中国悲剧史纲》（谢柏梁著），《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祁志祥著），《中国小说形式系统》（王定天著），《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陈建华著)，《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盛邦和著），《中西戏剧美学比较》(蓝凡著)，《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孙乃修著），《心态与诗歌创作》（刘国瑛著），《诗歌语言研究》(刘大为著)，《灵感思维与原始文化》（朱存明著），《深沉悲怆的生命旋律》(周安华著)，《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张国良著），《俄苏文化研究》(冯绍雷著)，《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许纪霖著)，《传播与超越》（王鉴平、胡伟希著），《文学社会化的当代探索》（朱桦著）等；另外，哲学方面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刘启良著）、《美的冲突》（潘知常著）、《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郑元绪著)、《自我意识论》（高全喜著）、《论崇高——对一种美学范畴和美学形态的历史考察》（陈伟著）；经济方面有《消费经济学批判》(袁培树、陈昕著)，《社会主义工业化论》（芮明杰著）；历史方面有《走向全球战争之路——二次大战起源研究》(陈兼著)、《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忻剑飞)；语言方面的有《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申小龙著）、《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臧克和著）；政治方面的有《意大利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倪力亚、李景治著)，《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李长莉著)；法律方面的有《区际冲突法研究》(黄进著)、《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钱杭著)等。它们都在各自领域有创造性的见解，能自成一家之说。
到1995年，随着形势的变化，中青年学者的内外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出书难的状况也大为改观，加上丛书已经出了十年，也在读者中间产生了一定的“阅读疲劳”感，我们觉得这套丛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就没有再继续出下去了。
现在回头来看“青年学者丛书”，我们不敢说它怎么了不起，但是，“学林”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愿意拿出钱来出版中青年学者的亏本学术著作，并且坚持了10年之久，至少有一种象征的意义，表明出版社是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这些书在学术史、出版史上也许占不了重要地位，但是它们的作者中却有一批成了当代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却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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