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西风劲吹，直到九十年代初，学术风向出现转变，所谓“国学”有振兴的苗头。那时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做副总编辑，曾经顺应潮流，组建两套丛书，即“国学丛书”与“中国地域文化丛书”。那一段往事，也可以在我留存的记忆与信件中得到体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西风劲吹，直到九十年代初，学术风向出现转变，所谓“国学”有振兴的苗头。那时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做副总编辑，曾经顺应潮流，组建两套丛书，即“国学丛书”与“中国地域文化丛书”。那一段往事，也可以在我留存的记忆与信件中得到体现。
1.先说“国学丛书”。
我最初的创意是编一套“国粹丛书”。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我曾写信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周山，向他请教如何来做。
那时周山四十岁出头，专攻中国逻辑史，还写小说、注说《周易》、撰写专栏等，满身才华。此时周山正在为我们主编“东方人生五大难题”书系，他写《东方情欲论》。
六月一日周山来信说：
“文化遗产问题，大致可分为物态、礼态、心态三大类。
物态即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相关的方面，如建筑工艺、饮食、服饰三方面最为突出，也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
以建筑为例，从纵向看，有几千年绚丽的历史，各有特点；从横向看，建筑物样式、规格、图案乃至色彩，都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精灵，也渗透着中国文化封建等级观念的精神，大可一写。
如服饰，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不同阶层又有严格界限，不仅反映在质量上，而且反映在工艺的图案设计上，如帝王饰配物是龙，嫔妃是凤，平民是狮、豹、兔等动物乃至蜻蜓、蝴蝶之类的昆虫。冠，更是分别阶级的标志，越规一步，便带来杀身之祸。
总之，既有工艺欣赏，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展示，亦可一写。又如国人的饮食，其重点在‘色’之上，可远溯几千年，堪为人类之最。历史博物馆中陈列的早在数千年前的那些青铜器，大都是供上层阶级吃喝之用的酒、食器皿，这些大大小小、千形万状的东西，无论吃的用具、吃的品级，还是食品的工艺，均可大书一番。
在礼态文化方面，中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封建政体，其权谋术数，习俗礼仪，均可一展。尤其是中国那一套权、势、术、数，在皇权神授的掩护下，至今虽千年而不衰。
至于心态文化方面，我以为最值得一书的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人身依附观念、均贫富观念、中庸无为观念等，深入骨髓，尤如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高手之内功，绵绵不绝，绝非西士之霸道外功所能一时催折。”
周山来信，为我树立信心。恰逢这一年年底，我去北京见到《光明日报》评论部陶铠、李春林和梁刚建三位，他们约我谈组建“国学丛书”的设想，从而接续上面的想法。
一九九〇年我们整整忙一年，组建“国学丛书”编辑部、编委会，开列首批书目。到十一月，李春林来信，寄来楚图南题字“国学丛书”，还有广告词：
“承继前贤未竟志业，展现传统学术风貌。”
以及一段“编辑旨趣”：
“华夏学术向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降及近代，国家民族多难，祖国学术文化得以一脉未坠，全赖有学见之前辈学人参酌新知，发奋研治。‘国学丛书’愿承继前贤未竟志业，融汇近代以降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意义，期以成为高层次普及读物。”
还有第一批书目《国学今论》（张岱年等）、《宋明理学》（陈来）、《谶纬论略》（钟肇鹏）、《天学真原》（江晓原）等。
另外“国学丛书”编辑部成员中有葛兆光，他当时已有专著《禅宗与中国文化》问世，名声很大，是那一代文化青年的偶像。老葛做事极为细心，他在这年十二月十八日来信写道：
“晓群兄好，
最近我与几个‘国学丛书’作者都通了信，
总的看来情况很好。
我想提个建议，
请辽教于新年前给每个作者寄一张贺卡，
一来联络感情，
二来起个督促作用。”
2.再说“中国地域文化丛书”。
这套丛书，最初也是通过读者来信提出来的。那是在一九九〇年一月五日，新疆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宾来信，他说看到辽教社的图书广告，提出两个选提建议：
其一，“是否可建起一个有关‘伊斯兰世界’的子书系？对外开放的含义当不仅指西方而言，中近东国家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极有可能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最主要的对象之一。且这一地区在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均有自己的突出特点，尤其是在对待‘文化冲突’上有多种不同类型的超前经验；况且，就宗教和文化而言，中近东地区同我国西部地区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出一些这个研究题目下的著作，无疑同样具有借鉴意义。随信附上一份写作提纲，系我院从事西亚、伊斯兰世界研究的一位同事的写作计划，题为《走出沙漠》，不知可否列入‘当代大学书林’？”
其二，“建议拟定‘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丛书，组织各地学者，对学术界目前划分出的中国地域文化类型分别作出理论上的归纳和阐述。如果说，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是对文化发展过程（包括各地域的、民族的、学科类别的等）的实证研究，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一百种）是以精英文化为线索、理清中国文化发展承先启后的思想脉络的话，那么拟定中的‘地域文化研究’丛书，则可以从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民俗的角度，对中华文化开展类型学研究，它将侧重于理论上的阐述，不妨视为上述著作的姊妹篇，无疑在推动我国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开展上，将取得公认的好评。此议倘若被采纳，本人愿效微薄之力，承担有关新疆文化的选题。
此题可有两个思路：
一个是对我国地域文化历史类型的研究，这种类型要确定时代的下限，如‘新疆文化论’可改为‘西域文化论’；另一个思路是按现今的地域文化类型划分，做纵贯古今的研究。
后一思路似乎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意义。”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三日我给刘宾去信，感谢他来信中的建议，同时希望他能主编“中国五大地域文化”书系。刘宾复信说，他同意写《西域文化》，但主编之事，却以“身居边陲，联系诸多不便”为由推辞。但他还是列了一个“地域文化书系”的书目，供我们参考，即中原（或华夏）、西域、齐鲁、湘楚（或江汉楚）、巴蜀、闽粤（或岭南）、吴越（或江浙）、关东等。信中还附有他的一篇长文《评“历史文化共同体论”》（新疆日报一九九〇年三月九日）。
有了上述讨论，我向《光明日报》李春林请教。春林对“地域文化”项目大加赞赏，他建议我去找《文史知识》编委胡友鸣，因为当时该刊正在做“地域文化”专刊。同时春林还向我们推荐几位作者。老胡北大毕业，是葛兆光同班同学，学识深厚，个性十足。他参与整套书的策划工作，推荐许多作者，自己还创作一部《台湾文化》。应该说，虽然我斗胆挂名这套丛书主编，而胡友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编。有他的策划，有《文史知识》丰厚的资源，才有“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后来的发展和成功。
一九九一年，“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开始陆续出版。书前有我与沈放合写“编者札记”；每本书封面上引一段廿四史《地理志》上的话，也是沈放的创意。沈放还对我说：
“ 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再搞一部文献性质的大书《中国地域文化》，十六开本，精装；以一个个地域为章节，统一体例，统一风格，力求经典化。那时我们再写一篇十万字的‘编者札记’，总结这一段工作。”
我将想法告诉老胡，他来信说：
“ 地域文化丛书出合集事，我考虑了一下。按目前组稿的情况，部分重合的现象恐难以避免。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相近，这都较难处理。似还得考虑数目上的好看，或曰习惯。
暂拉一下：齐鲁、荆楚（包括近代湖湘）、吴越、巴蜀、中州、三秦、三晋（秦晋似较接近）、关东、岭南（广东、广西、越南北部—这是一般概念）、西域、燕赵（似可将北京作为其中的一个重点）、草原、滇黔（云南、贵州，以介绍少数民族文化为主）、闽赣、青藏、两淮（含徽州）、台湾。……
另外，过去书目上有‘桂文化’，与我们都是四个字的书名不相称。桂有‘八桂’之称，若还来得及，请添一字，则更完美些。”
后来工作忙乱，这本合集一直未能启动。
本文首发于2017年3月13日《辽宁日报》
(本文原载于：2017年3月13日《辽宁日报》)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