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在山东省发现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银雀山汉简）中，包含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古代兵书。特别是两个《孙子》的发现，成了揭开现行本《孙子》成书状况之谜的一大要因。』
《竹简学：中国古代思想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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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日]汤浅邦弘 著
译者：白雨田
出版时间：2017年01月
汤浅邦弘教授是日本的中国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著述颇丰。本书收录了汤浅教授最近十年来关于竹简研究的重要论述。
全书整体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儒家思想与古圣王的传说为题，以上博楚简与清华简为中心，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史以及尧舜禹及周文王等古圣王的传说加以考察。第二部分，以王者的记录与教诫——楚王故事研究为题，以上博楚简中富有特色的六篇楚王故事为主，对其特色、文献性质加以分析。第三部分，以新出秦简、汉简中体现的思想史为题，以岳麓秦简、银雀山汉简、北大简为主加以分析，其内容分别涉及占梦、军事、《老子》等思想史课题。
以上三个部分，均围绕战国至秦汉的重要思想史问题进行探索，特别是楚王故事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汤浅邦弘：著名竹简研究专家。1957年出生于日本岛根县，获得日本大阪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历任北海道教育大学讲师、岛根大学副教授、大阪大学副教授，2000 年起担任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汤浅教授的研究领域以中国思想史研究为主，现主要通过解读出土竹简文献研究诸子百家思想，出版著作多种。
【精彩书摘】
莫高窟与敦煌学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5月26日，在敦煌的莫高窟中，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了5万余卷的文物。王圆箓本是湖北人，因饥荒于1897年流浪至莫高窟，便留在当地做了道士。
保存文物的第17窟“藏经洞”在第16窟的甬道内部（入口右侧[北侧]通路的壁中），为东西2.7米，南北2.8米，高2.5米的小窟。在此保存了从魏晋（4世纪）至宋代初期（11世纪）的5万卷文书。
关于大量文书被隐藏于此的原因，有数种说法。除了因西夏王朝入侵敦煌，敦煌的佛教徒为躲避袭击将重要的文书隐藏于小窟中的所谓“避难说”以外，还有“废弃说”、“书库改造说”等说法。真相尚是一个谜团，不过由于这些文物的发现，后来开辟出了“敦煌学”这个巨大的学问领域。
首先是英国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他于1907年3月来到莫高窟，经过数度交涉，于同年5月，从王圆箓处购得数千件文书和绘画，并费时一年半进行搬运，于1909年1月到达伦敦，将文物入藏大不列颠博物馆。后来，斯坦因又于1914年再度来到敦煌，两次合计带回了15 000件以上的资料。
其次是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保罗·伯希和（Poul Pelliot，1878—1945）。他于1908年2月到达莫高窟，凭深厚的语学功底，在藏经洞滞留三周，阅览了所有的文书，并拍摄了照片，其后又购得了其中价值较高的近1万件文书，将这些收集品移送至巴黎，其中的写本类现收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
另外，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俄罗斯的奥登堡探险队及美国的华尔纳探险队也带走了一些资料。大谷探险队中由大谷光瑞派遣的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郎，于1912年从敦煌获取了数百件的资料。奥登堡探险队于1914年到达敦煌，获取了1万件左右的文书类资料。收藏品现在收藏于俄罗斯的科学院、艾尔米塔什美术馆。华尔纳探险队于1924年将从石窟剥取的20余件的壁画以及塑像328件带回本国。这些资料现在收藏于哈佛大学。
就这样，敦煌文书流散到了世界各地。据管理莫高窟的敦煌研究院统计，敦煌文书现在收藏于世界11个国家，计44个研究机构及博物馆等。造成文物如此流失的首要原因，当然是因为王圆箓将资料占为己有并大肆贩卖的结果，但从中国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贵重文物遭到了外国人的掠夺。
总之，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与文物的流失，开拓了“敦煌学”。新发现的资料，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诞生。
竹简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发现的出土资料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带来巨大影响，是1970年以后的事情。例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等便是其代表性的资料。
1972年，在山东省发现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银雀山汉简）中，包含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古代兵书。特别是两个《孙子》的发现，成了揭开现行本《孙子》成书状况之谜的一大要因。
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发现的马王堆汉墓帛书（马王堆帛书）中，除了西汉时期的两种《老子》写本以外，还含有多种古佚书。再加之被认为是《战国策》的基础资料的《战国纵横家书》、古代医书等，马王堆汉墓帛书共计28种、总字数达12万字。
另外，1975年，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代墓中出土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云梦秦简）。其内容，正是恶名昭著但却实际情况不明的秦帝国的法律及其相关文书。该资料作为揭开秦的法治的实际状况及其法思想之谜的资料，备受瞩目。
就这样，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新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银雀山汉墓竹简，为以两个《孙子》为首的兵学思想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马王堆汉墓帛书，则推进了《老子》及道家思想的新研究；睡虎地秦墓竹简，为研究秦的法治及法律思想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但是，为思想史研究带来翻天覆地变化，且影响更为深远的，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现的竹简群。
首先，在1993年发现了郭店楚墓竹简（郭店楚简）。其中含有大量的儒家古佚文献以及《老子》的三种写本等，竹简总数804枚，记有文字的竹简有730枚。墓葬年代，从墓葬形态及出土器物推测，应为“战国中期偏晩”，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公元前3世纪初期。年代下限，以当地（旧郢的楚国贵族的陵墓区内）为秦将白起攻取的公元前278年较为有力。从墓葬形态及随葬品来判断，墓主应为楚国的上士。特别是，从出土的漆耳杯上可见“东宫之杯”的字样，墓主被推定为楚王的太子横（后顷襄王）的老师。
其次，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的古玩市场购入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博楚简），也是含有迄今不为人知的近百种古代文献的竹简群。这是战国时期的楚的竹简，共1200余简，35000字。因为是盗掘品，所以出土地不明，不过后来公开了2 257±65年前这个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的碳14（C14）年代测定的测定值。根据以1950年为定点的国际基准，年代应为公元前308±65年，即公元前373至前243年，据此，可推定上博楚简的大致书写时期为，至今约2 300年前的战国中期前后。其内容以儒家文献为中心，并包含道家、兵家、楚国故事等相关文献，现在其图版与释文，已经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九）（2001年11月—2012年12月）的形式出版。
作为战国时期的竹简引人瞩目的，还有清华大学收藏的竹简群。清华简公开的时日尚不久，所以，以下将基于笔者的实地调查进行说明。
清华简的发现
2008年夏，在即将召开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7月15日，清华大学毕业的某实业家从古董商手中购入大量的竹简，并将之寄赠给母校。这批简称“清华简”的竹简群，经过第一次调查结果判明，为战国时期竹简，共约2000余枚。上述的郭店楚简约700枚，上博楚简约1 200枚，而清华简的数量更是远超其上。
因竹简的一部分发霉劣化，清华大学立即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室进行了清洗与保护。当世人正为奥运会狂热的时候，研究人员们却夜以继日地投入整理工作中。
10月14日，整理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清华大学便召集了中国国内的11名研究人员举行了一次竹简鉴定会。以古文字学研究的权威裘锡圭为首，在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鉴定的结果认为，这批竹简毫无疑问是战国时期的竹简。于是，清华大学立刻将清华简的概要在媒体公开，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其中包含有或为《尚书》的文献，以及与《竹书纪年》类似的编年体史书等文献。
其后，清华大学着手清华简的拍摄工作。在此过程中，确认了竹简的总数为2 388枚（含残简）。
12月，受清华大学的委托，在北京大学进行了碳14（C14）年代测定。其结果，判明了清华简的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也证实了先前的鉴定结果。清华简与郭店楚简及上博楚简同为战国中期竹简的事实，终于得到了科学的证明。
以战国时期的楚文字书写在竹简上的这些出土文献，立刻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美国等地相继召开了国际会议，同时在互联网上也每天都在公开新的论文。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面。
2009年4月25日，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以下略称中心），担任中心主任的李学勤教授对清华简的概况与意义进行了说明。当时，李学勤介绍了拟称为《保训》的由11枚竹简构成的文献。其中有一段“惟王五十年”起始的文章，文章的内容被证实为是迎来在位50年的周文王为其子太子发（武王）所立的遗训。
在如何对待清华简问题上，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批判的声音。因为中心在未公布清华简的照片的情况下，就零星地发表了一部分释文。结果网络上开始出现一些仅基于释文而做的研究，进而还出现了对那些研究进行的批判。释文的公布显得有些操之过急了。
当然，中心可能是出于好意尽快介绍一部分内容，但这也使国内外无法见到实物的研究人员，不得不以中心介绍的释文为前提展开讨论。是否公开实物及照片，关系到清华大学对待学问的态度。但是，考虑到郭店楚简，从发现至正式公开用了5年时间，上博楚简也是在7年后才终于开始公开，清华简在得到的第二年便及早介绍其中一部分这件事还是应该予以积极评价。《保训》的照片（计11枚竹简）与中心的释文的正式公开，是在《文物》杂志2009年第6期上。但是，清华简的实物还未公开。
因此，笔者于2009年7月与中心取得联系，提出拜会李学勤，并阅览清华简实物的愿望。这也是因为，以笔者为代表的研究小组正好申请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共同研究项目“战国楚简与先秦思想史的综合研究”平成21年度至平成25年度（2009—2013）的科学研究、基盘研究（Ｂ）的研究基金。承蒙中心的好意，我们于8月30日来到北京。
我们首先就被领到了收藏清华简的房间。房间配有保安人员。或许是空调的缘故，略有些寒意。在中心的刘国忠、赵桂芳、沈建华三位研究员陪同下，我们阅览了除去盖子的4个托盘中的竹简。房间内共有70个托盘。允许我们阅览的是第66号至69号等4个托盘。托盘各覆以透明的玻璃板。竹简收藏的状况如下所示：
第66号托盘竹简号码2272至2291竹简枚数20
第67号托盘竹简号码2292至2318竹简枚数27
第68号托盘竹简号码2319至2335竹简枚数17
第69号托盘竹简号码2336至2360竹简枚数25
（但第69号托盘，为展示保存状态，仅展示了竹简背面。因此其上未记录文字，即所谓白简的状态。）
各枚竹简均放在细长的玻璃板上，以白绳固定，整齐地排列在托盘当中。竹简整体颇黑，但文字鲜明。字体类似于郭店楚简及上博楚简中所见的楚系文字。简长除较短的残简外，大致为30cm到40cm左右。竹简两端平齐，无圆形或梯形的情况。不知道是否因为专门挑选比较美观的竹简展出，不见有如张家山汉简一般弯曲的竹简，留给人的印象是整体的保存状态比较良好。
托盘内的竹简，并非同一种类的文献。例如，第66号托盘中，从“一”（阳）与“八”（阴）构成的卦画可见，其为与《周易》有关的文献。第68号托盘中，还收藏有与其他的竹简相异的宽幅的两枚竹简。其他竹简的宽度不满1cm，而这两枚则为1.5cm左右。其中，一枚竹简上记录着两行文字，并且，文字与文字间划有红色横线，明显为图表形式的竹简。另外，还有记录有年代及国名的像是史书的文献。
我们后来转移到其他房间，与李学勤举行了会谈。除了陪同阅览竹简的三位以外，李均明研究员也参加了会谈。会谈中的以下几点引人瞩目。首先，清华简未称为“楚简”，是因为整体的详细调查工作尚未结束，为了慎重起见使然。我们所阅览的竹简上的确是楚系文字，70个托盘中，是否还有无法断定之物？而且，虽然近年发现的竹简称为“楚简”，但尚未发现有其他地域，例如齐、鲁、三晋等地的战国竹简。如此一来，则判明出土地的郭店楚简姑且不论，可否将清华简称为“楚简”，的确现阶段尚无法判断，也许正是因为还有这方面的慎重考虑。
其次，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简的书写时期的问题，中心依据科学方法测定（前述的碳14测定）、文字、内容三点，认为基本上是同一时期。如果是战国中期的书写，则文献的形成当然更早。因此有可能是战国前期或更早的春秋时期的文献。
此外，迄今的出土文献与墓主的关系问题引人瞩目。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为与秦的法律相关的文书，所以墓主或为法吏；银雀山汉墓竹简中兵书占有大半，因此墓主或为与军事有关人员。清华简又如何呢？虽然尚未公布全貌，但据中心公布的内容，其内容或为《尚书》组成部分的文献、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类似《国语》的楚的史书、与《周易》有关的文献、类似《仪礼》的文献、音乐方面的文献、关于阴阳月令方面的文献、与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相类似的文献等。因此，完全可以考虑墓主或为史官的可能性。
竹简学的诞生
如上所述，作为继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之后的第三个战国竹简群，清华简作为研究对象浮出了水面。新出土竹简一跃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角。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到了无视这些新资料就无法成立的地步。接踵而来的竹简的发现与公开，创出了新的研究状况。这正可以称为“竹简学”的诞生。
因此，首先在第一部分中，以上博楚简与清华简为主，就儒家思想与古圣王的传说，分为四章加以考察。
【附记】
本序章旨在导入本书，因此尽可能平易行文。“莫高窟与敦煌学”一项，参考文献众多，笔者主要参考了近年出版的以下文献：
刘进宝： 《敦煌文物流散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
罗华庆： 《发现藏经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秦川编著： 《敦煌书法》（凤凰出版社，2010年）。
赫春文： 《よみがえる古文書——敦煌遺書》，[日] 高田時雄监译，[日] 山口正晃译（东方书店，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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