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雷群明专栏】《隋唐文化》成书为小8开画册，40印张。文字部分约10万字，对隋唐时代的文化精品作了精彩的阐述，除总论之外，分11章，分别论述隋唐都城、帝王陵墓、壁画、三彩俑、金银器和铜镜、书法、科学技术、音乐舞蹈、佛教艺术、社会风情、中外文化交流等内容，可以说是对我国封建王朝的颠峰时代——隋唐文化精华的集中展现，不仅是一般地介绍，而且吸收了当时学界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多有作者的创见。
《隋唐文化》初版本
在“学林”早期出版的“大书”中，有一本比较特殊，那就是《隋唐文化》。因为，别的“大书”都是单独一本，出完也就完了，而《隋唐文化》则是由一本“大书”引出一套“大书”的“带头羊”，所以我把它放到后面来说。
《隋唐文化》是陕西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王仁波同志主编的一本大型画册。我社在成立后不久就列入了选题计划。由于我社与香港商务和香港三联合作出书的成功，也引起了同为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成员的香港中华书局的兴趣，于是，在1988年8月26日第一届沪港出版年会期间，该社出席会议的总经理高孝湛先生和主任钟洁雄女士也主动与我社联系，探讨合作出版的可能性。我社有柳肇瑞、沈兆荣和我参加了在锦江饭店的磋商。在听了我们选题的介绍后，他们决定要与我们合作出版《隋唐文化》（当时签的意向书叫《中国唐代文化》，草签协议和正式协议名为《隋唐风俗文化》，在定稿过程中最后定名为《隋唐文化》）。1989年5月5日，我与柳肇瑞同志去城市饭店同高孝湛先生谈好并且签订了《隋唐文化》的正式合同。这样，我们不但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主要成员都有了合作的纪录，而且在合作的进展中，还不断有一些创造。
《秦汉文化》等二书出版座谈会后主要作者与两社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右前3为王仁波
协议确定，《隋唐文化》的规模、规格和质量以及操作方面都同与香港已出的两本书基本一致，最好质量还能有所提高。希望在文字和图片中体现出一个“新”字，即学术上有新思想、新观点，图片上有新材料，编排上有新突破。当时我们提出，在文稿、图照等方面基本由我方负责的基础上，希望香港中华书局能够利用他们的便利，取得一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以丰富本书的内容。后来，他们的确在这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搞到部分藏品，为本书增色不少。
为了做好这本书，香港中华书局在当年的11月7日，就由钟洁雄女士、危丁明先生（后来，他们与卢建业先生分任香港方面的责任编辑和美术编辑）与我社的总编辑柳肇瑞和责任编辑钱丽明（我社的美术编辑是沈兆荣同志），一同飞到西安，与本书主编王仁波、副主编廖彩樑和主要摄影罗忠民商定该书的提纲、稿件质量、交稿与出版时间和要求等。香港中华方面强调，一定要以社会文化生活为主线，以与香港商务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合作的画册《千年古都西安》各异其趣，完全不同。我们也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们也强调，当时，有关唐代的文字书和画册已经出版不少，我们的书要想脱颖而出并后来居上，必须有自己的鲜明的特点才行。王仁波同志对此亦高度认同。当时大家讨论认为，本书与《千年古都西安》除了内容侧重的不同，还应该并且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领先于同类书：一是本书由陕西省博物馆编撰，在文物资源的利用方面有着别人无法代替的优势。不仅本馆的文物可以充分利用，而且可以比较方便地取得兄弟博物馆的支持。二是本书主编作为陕西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有着这方面的研究优势，不仅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而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三是本书不搞大而全的常见套路，而强调最精华的内容，最后决定集中在文化层面的描述。四是在图文并茂方面狠下工夫，要做到既有画册的艺术美，又有理论研究书的厚重和深度。
与钟洁雄、危丁明先生在香港
由于本书原来的基础很好，所以只经过两社一年多的共同努力，本书就得以在1990年11月顺利出版。在大型图册的出版运作速度上，也创造了一项新纪录。《隋唐文化》成书为小8开画册，40印张。文字部分约10万字，对隋唐时代的文化精品作了精彩的阐述，除总论之外，分11章，分别论述隋唐都城、帝王陵墓、壁画、三彩俑、金银器和铜镜、书法、科学技术、音乐舞蹈、佛教艺术、社会风情、中外文化交流等内容，可以说是对我国封建王朝的颠峰时代——隋唐文化精华的集中展现，不仅是一般地介绍，而且吸收了当时学界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多有作者的创见。近500幅彩图集中了内地各博物馆收藏的文物精品，其中有100多幅为国内首次发表的一级文物珍品，另外还有10多幅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珍藏，是通过香港中华的努力而收入的。而且，绝大多数的照片都是新拍的第一手资料片，很少用已发表的二手照片。为此虽然花费较大，但是却能给人以新鲜感。
《隋唐文化》重版本
此书出版后，各方面纷纷给予好评。1991年2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隋唐文化》的出版仪式，市、局有关领导孙刚、卢莹辉、赵斌和专家学者蔡尚思、苏渊雷、马承源等一百余人出席，发言者都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华东师大教授苏渊雷赞誉此书“说明扼要、装帧美观、富有创造性”，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直观的爱国主义教材”。事后还分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撰文进行表彰。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王子野同志在收到我们的赠书之后不久，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它“是一部光彩夺目的巨型画册”、“达到现有画册的最高水平”，看了“令人精神振奋，赞叹不已”。
由于专家和读者的肯定，这本书在1991年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图书奖”的一等奖和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
《隋唐文化》还有值得大书一笔的地方是作者单位在发行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本书出版后，作者所在的陕西省博物馆就购买了上千册，放在馆内，向来馆参观者推荐选购，许多参观者，特别是国外来宾纷纷购买。加上我社的努力，初版的32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我们又在1994年重印了一次，该馆仍然继续销售了一部分。这样，不仅扩大了此书的影响，而且他们在经济上也因为批零的差价有一定的收益，可谓皆大欢喜。
在合作过程中，香港中华书局方面曾提出，希望以《隋唐文化》为标杆和起点，编写一套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高档系列画册，而在此之前，我们也有这样的打算，可谓是不谋而合。我们当时曾与王仁波等同志一起，议定此书为“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打算分为9册出版，即《原始文化》、《商周文化》、《秦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隋唐文化》、《两宋文化》、《辽夏金元文化》、《明代文化》、《清代文化》，我们并根据主要由他提供的资料，初步拟定了各册拟请的主编名单。王仁波同志还承担了《秦汉文化》的主编工作。不过，在我们肯定了香港中华的建议并且希望继续合作共同来完成的时候，他们却因为形势的变化，要求改变合作的方式，否则觉得经济上无法承受。几经商量未果，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出。我社虽然有心要坚持把此书“配套成龙”，搞成一个通史性质的系列，但是由于经济方面投入的巨大，要同时上马这样一套书，远超出我们这个小社的承受能力。另外，作者难找和编写难度大，也是整套书进展迟缓的重要原因。因此，只能且战且进，一方面继续进行《原始文化》、《商周文化》、《秦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等的单本的组稿、编写工作，一方面不断地寻找合作的伙伴，以便把这个设想付之实现。
1991年，日本见闻社的斋藤直光先生与我社和香港三联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历代妇女妆饰》的日文版出版目标后，十分看好我们这个系列，多次表示要出版日文版的愿望，此后，他还特地飞来与我们草签了出版协议，要求在3年左右出版这套书。后来，由于日本出版的不景气，他没能够在日本找到出版社，也就没能达成正式协议。不过，正所谓“祸兮福所伏”，还好当年没有正式签约，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编写好这套书，影响了交稿的时间，肯定将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
1996年6月，我社在制定国家、上海“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时，仍将这套“系列”上报，当时用的书名是“华夏文化高级画册系列”。但由于经费没有落实，实际编写工作进展仍十分缓慢。1997年8月出版的《隋唐文化》第二版所设计的新封面，已经有了按成套书考虑的意思，但是尚未打出“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的牌子。
直到2000年，事情才有了转机。当年1月，新上任不久的“学林”社长曹维劲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翁经义达成协议，决定由两社合作出版这套系列大书。“学林”主要负责组稿和编辑工作，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主要负责提供资金和部分发行工作，同时也参与部分编辑工作。资金问题解决后，当年5月，两社领导班子就一起开会制订了一个实施计划，最后确定本系列一共出版8本，即把我社原“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9册中的《两宋文化》与《辽夏金元文化》合并为《宋元文化》，其余不变。为了统一思想，加快速度，还于当年成立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编辑工作委员会，由曹维劲、翁经义任主任，雷群明、张英光任执行主任，沈兆荣、周清霖、柳肇瑞、翁经义、曹维劲、张英光、张建一、焦健、汤世梁、雷群明为委员。并由沈兆荣担任总美术设计，柳肇瑞、周清霖负责总审稿。（2008年，由于人员工作和职务的变动，这个编辑工作委员会的名单有所变化，主任为曹维劲、张英光，执行主任为雷群明、翁经义，委员增加了王界云，去掉了焦健。这时我已离开“学林”多年，并且退休，但是他们仍然让我占了一个“执行主任”的位子，实在甚感惭愧。到2013年，时间又过去了5年，是否有新的变化，我尚不清楚。）
当时由我根据会议的要求，拟了一个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计划》。计划要求，整套“系列”8册书拟分三批完成发稿出书工作：
第一批两册，《魏晋南北朝文化》（2000年发稿）、《秦汉文化》（2000年发稿），争取在2000年底订货会之前问世，2001年初同时发行，以便于集中宣传，扩大影响。
第二批三册，《原始文化》（暂名），2000年内完成来稿修改定稿工作，2001年发稿；《商周文化》，2000年5月即与作者商量定稿时间，争取2001年年底发稿；《隋唐文化》（修订本），拟于2001年完成修订工作，年底发稿。以上3册拟于2002年同时出书。此时我国中古以上的历史图册已经出齐，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宣传，并寻求对外合作的伙伴。
第三批三册，即《宋元文化》、《明代文化》、《清代文化》，从2000年5月开始进入组稿实际操作阶段，年内落实主编人选，2001年完成提纲或初稿，2002年定稿，2003年前发稿，2004年同时出书。此时可连同前5册成套推出，形成一个宣传发行的新高潮。
计划还要求，把本系列作为两社“十五规划”的重点工程抓紧、抓好，从一开始双方的领导和责编、美编就要紧密联系，加强合作，共同全力投入，争取早日完满完成任务。而且要争取提早，尽量避免拖延、推迟。
从此以后，本系列的出版进度就比较快了。2001年5月，《魏晋南北朝文化》（主编：罗宗真，副主编：邵文良。责任编辑：柳肇瑞、张建一，美术编辑：沈兆荣）和《秦汉文化》（主编王仁波；副主编：张廷皓、罗忠民、李西兴；责任编辑：柳肇瑞、钱丽明；美术编辑：应黎声、周剑峰、汤世梁）都按时问世。当年8月，还召开了一个高规格的小型出版座谈会。《秦汉文化》主编王仁波、《魏晋南北朝文化》副主编邵文良，专家学者马承源、陈燮君、郭豫适、王家范、江晓原、顾晓鸣、蓝凡，出版界领导和前辈孙顒、钟修身、巢峰、江曾培以及两社的主要领导和编辑等出席。在听取了两本书的主编的介绍后，出席的同志对这两本书和本系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承源说，《秦汉文化》“是继《隋唐文化》编辑之后的重要学术性考古文化图录”，“本书糅秦志汉文化为一体，提出了统一性、融合性和多元性这样三个问题的思想理论分析和大量的文物论证”，“是了解秦汉文化的一本入门的既科学又通俗的著作”，“有相当高的学术意义”。陈燮君肯定此二书是“文博界、历史界、出版界三者合力的结果”，称赞它们“较好地处理了道和气、物和文、雅和俗的关系”，“从综合性的文化视角，较好地解决了文化创新的问题，具有学术、艺术、美育教育上的意义”。顾晓鸣指出，二书“系统地把中国的‘物’变成‘文’，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巢峰则主要从出版者的角度肯定了这套书，他说：规划、编纂、出版这套书，没有远见卓识不行。你们打算15年出齐，了不得，时间不算长。“学林”一开始层次就比较高，因为经济力量不够，现在与科教合作，是珠联璧合，两家合作，救了这套书。局长孙顒则特别肯定了两个社联合出版这套书在出版改革上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文化》、《秦汉文化》出版时，两书正式打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的牌子，在2008年8月撰写的总的《出版前言》中，有这样的表述：“继承和发扬光大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是走向新世纪的我们这一代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1990年学林出版社在陕西省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出版了王仁波先生主编的大型高级图册《隋唐文化》，用图文并茂、以图为主形式，生动地反映和表现了隋唐两代的文化精华，受到了专家和一般读者的广泛好评。各方面普遍希望继续以同样精美的形式对中华五千年文化做系统的介绍，再现它的灿烂辉煌和发展轨迹，于是就有了这套‘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的总体构想。”“这套系列图册邀请全国第一流的专家编纂，他们具有文物、考古、历史等方面的深湛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与出版社共同商定，这套图册要力求体现最高的著述水平、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并以一流的彩色图片、新颖的版式设计、精美的印刷装订来制作，实现学术性、知识性、鉴赏性、实用性的统一。‘系列’的每一册所反映的，既是五千年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反映历史的连续性，又是五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体现出该历史时期文化特有的风貌，在众多古文化整理研究读物中以它的鲜明特色和永久价值而独树一帜。”
早出的《隋唐文化》与另四本打出“系列”牌子的书
为了推动“系列”的尽快进展，两社还借《魏晋南北朝文化》、《秦汉文化》出版的东风，于2001年10月26日到29日，联合在上海召开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主编会议，拟任《原始文化》主编石兴邦、副主编赵辉，《商周文化》主编陈全方，《魏晋南北朝文化》主编罗宗真、副主编邵文良，《宋元文化》主编徐苹芳、拟任副主编杭侃，《明代文化》主编单国强，《清代文化》主编朱诚如等人参加。会上，由《魏晋南北朝文化》、《秦汉文化》的主编介绍了编写两书的经验和体会（当时，王仁波同志因为患癌症，病情严重，已经住院，无法与会，从医院里送来发言录音），然后，请各位专家就这套书的编写要求和体例发表意见。最后，由各书的责任编辑分头与主编讨论研究各书的提纲和具体问题。对于整套书编写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得到了统一和解决。会后，还专门整理和印发了一份《“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图册要求和体例》32条，发给各书的编写人员，对编写要求、文字体例、图片体例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
主编会议与会者，右起：陈全方、邵文良、赵辉、徐苹芳、石兴邦、朱诚如单国强、罗忠明
此后，两社都努力按照会议精神加紧工作。但是，原定15年左右出齐这套书的计划仍然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原定2002年出书的《商周文化》（主编：陈全方，副主编：周亚、罗忠民；责任编辑：张建一，美术编辑：应黎声、魏来），与原定2004年出书的《明代文化》（主编：单国霖、单国强；编委：包燕丽、金朋霏、孙欣、黄希民、单国强、单国霖；责任编辑：柳肇瑞、钱丽明，美术编辑：周剑峰），直到2008年才得以问世。《清代文化》（朱诚如主编）列入2009年的出书计划，到2010年12月才出书。至于《原始文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出版社方面已决定放弃，而《宋元文化》的主编徐苹芳先生不幸于2011年5月22日病逝，此书何时能够出版，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
一套“大书”，历尽艰难，前后经过作者和编辑出版等人员20多年的奋斗，尚未能完成。在此期间，作者方面，除上述《宋元文化》主编徐苹芳先生不幸病逝外，王仁波同志1993年从西安调到上海博物馆，1995年起任副馆长，在2000年底即发现身患肝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期，但是他仍然坚持完成了《秦汉文化》的主编工作，不幸于2001年12月18日英年早逝，享年仅62岁。原定《原始文化》的主编石兴邦、张忠培、严文明和副主编赵辉同志已经为此书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或者因为年事已高，或者因为工作变动，已无法打完这场“持久战”，最终这本书也从“系列”中退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除我之外，柳肇瑞已经离休，翁经义也因为年龄关系，从社长位子上退了下来，改任总编辑继而退休，2013年，曹维劲也过了退休年龄，由段学俭同志接任社长，还有一些同志的工作也有了变化。尽管如此，他们为这套书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仍是不可磨灭的。可以说，这套“大书”是倾注了两三代出版人的心血。我们的生命会有尽头，但是，经由我们努力结出的出版之花，却生命长存，永远活在广大读者的心里。我们无怨无悔。曹丕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不正是我们出版人的追求吗！
现在看来，像“学林”这样的小社，是否需要出这样一套“大书”，当然值得研究。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旷日持久地经营这样一套经济效益未必好的“大书”，更需要慎重考虑。但是，大家为国家文化宝库积累作贡献的努力，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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