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工业化世界过去一百年最艰难的经济挑战。两场危机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危机都起源于国家与私人过度负债，经济增长下滑，他们无法偿还自己的债务。其次，两者都在动摇了市场信心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后爆发，即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与希腊财政报告曝光。最后，危机都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政府和私人部门不负责任的行为。』
《格罗斯曼说，经济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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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美] 理查德·S.格罗斯曼（Richard S.Grossman）著
译者：张淼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一幅经济灾难崩溃的社会百态图 ，权威解读大国经济荣衰真相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距离我们渐行渐远，四万亿刺激计划、QE政策、负利率，甚至发动局部战争，各国政府救市招数悉数用尽，经济似乎远未触底，反弹又会从哪里开始？本书作者格罗斯曼一语道破天机，他认为，带有意识形态，却伪装成“传统智慧”的经济政策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恐怖又悲惨的后果。
格罗斯曼全面复盘了过去在200多年里，经济政策给西方发达国家造成的9次重大灾难。读者通过阅读这些真实故事案例，不仅可以管窥顶层设计如何逐级传递，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乃至中产阶级和底层大众的生活、工作与财富，更能够学到作者提出的应对之策。在本书中，读者还会见识到政商名流不为人知的一面：一意孤行的丘吉尔、顽强执拗的凯恩斯、深谙纸牌术的布什总统、多变善听的格林斯潘等。
精彩书摘｜糟糕的经济政策，糟糕的政策制定者
不论对错与否，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观点比普通人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实际上，世界正在被这些理论统治。自诩对前人智慧免疫的实践者，往往是已故经济学家的精神奴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雷曼像流星一样陨落
雷曼兄弟是一家具有158年历史的银行，是华尔街成立最早、最著名以及最重要的投资银行之一。2008年9月15日早上，雷曼兄弟正式提交破产申请书。截至破产，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全球拥有25 000名雇员，约6 000亿美元资产，而负债却超过了10 000亿美元。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一宗商业破产案。
雷曼兄弟破产是次贷危机的一个转折点。随着雷曼兄弟的陨落，美国的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几乎在每个方面的问题都愈演愈烈。股票价格暴跌。在雷曼兄弟银行破产登记的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4.4％；6个月之内，股票价格下跌了40％。股市的崩盘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下行趋势。几周之内，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与拖欠率戏剧化地上升，抵押担保证券的价值大幅下跌。雷曼兄弟破产的第二天，美联储为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持有数量惊人的已投保抵押担保证券）提供了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避免了其像雷曼兄弟一样破产的命运。不到3周，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法案，成立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简称TARP），授权财政部购买或投保7 000亿美元抵押担保证券的有毒资产，借此防范金融体系全面崩溃。
从更广泛的经济领域看，雷曼兄弟破产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破产案之前，美国失业率略高于6％。随后的几个月，失业率持续攀升。2009年10月，失业率达到了10％。银行倒闭与企业破产申请持续增多。破产案的第六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简称NBER）证实了大家已然知晓的消息，“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之中”。雷曼兄弟破产后的几个月里，政策制定者、记者与学者将这种灾难性的状态称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希腊退出欧元区，第一个？最后一个？
2009年，另一场金融危机正在5 000英里以外悄悄酝酿。在希腊大选后不久，希腊新任的财政部长宣布，上届政府估算的预算赤字约占GDP的6.7％，高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但这个数字依然被严重低估了。最新估算的预算赤字为GDP的12.7％，部分可归咎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但罪魁祸首还是希腊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管理。为了在欧洲议会及国家议会选举的预备阶段讨好选民，上届政府一直在增加政府支出与削减税收，并在欧洲议会及国家议会选举的预备阶段讨好选民。与此同时，希腊普遍存在的逃税问题，甚至更加猖獗。
希腊严峻的财政赤字众所周知，债权人开始怀疑希腊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巨额国债。正因为这种担心，希腊的信用评级降到了欧元区内的最低水平。希腊政府还发现，现在需要为购买希腊国债的投资者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补偿其越来越大的违约风险。整个2009年，希腊10年期国债利率处于4％～6％。2010年10月底，10年期国债利率超过了10％。2011年秋，10年期国债利率达到了20％。2012年3月，10年期国债利率一度超过了35％。2009－2012年，财政更负责任的德国与之形成强烈反差，10年期国债利率几乎不会达到3.5％，通常比3.5％低得多。
破产危机迫在眉睫，希腊政府接触了欧盟其他成员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他们的贷款以偿还到期债务。希腊于2002年前开始使用欧元，投资者也希望希腊如此，而不是发行德拉马克（Drachma）计价的国债，但希腊也丧失了独立发行更多货币的权利。为了避免违约，希腊需要尽快获得1亿欧元的贷款。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给希腊贷款，但也开出了一些附加条件，即希腊需要大幅削减政府开支，解雇政府公共部门的雇员，削减补贴，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些措施的总效应无非是，经济下行趋势加剧，希腊经济整体萎缩。2012年夏天，希腊的失业率超过25％。政治局势出现不稳定迹象。在2012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没有一个政党满足组建政府的条件。6周后，希腊不得不举行第二次议会选举。希腊的经济与政治不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每两次选举中就有一位新纳粹主义政党的候选人，而此前新纳粹主义政党的候选人从未成功入选议会。
恐慌的氛围很快蔓延到其他高负债的欧洲国家，尤其是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来到了塞浦路斯。和希腊的情况一样，这些国家都采用欧元作为主权货币，以便更容易地获取国外贷款。潜在借款人更大胆地贷款给欧元区的国家，因为欧元区国家使用相对稳定的欧元偿还贷款，而不使用稳定性不高的爱尔兰镑、意大利里拉、葡萄牙埃斯库多或西班牙比塞塔。和美国一样，爱尔兰和西班牙经历了2000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金融机构纷纷以房地产抵押融资，不断增加贷款的数量。当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很多贷款者发现自己的房产价值还不到他们贷款的金额，而他们还得借钱偿还贷款。葡萄牙和意大利近10年发展缓慢，他们花钱的速度如此之快，私人债务和政府债务堆积如山，他们的偿还能力受到了深度质疑。投资者没有看到任何好转的迹象，包括葡萄牙正在降低当前的高消费水平，或意大利正在改革效率低下的政府机构。他们开始担心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债务不可持续，更担心葡萄牙和意大利偿还贷款的能力。
随着贷款问题的不断加深，欧洲领导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努力寻求一笔救助资金，确保救助金的数量充足且赢得各国一致同意。经过了一系列峰会长时间的激烈讨论，救助方案逐渐形成。全球经济放缓加上因削减债务而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削弱了政府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抗经济衰退的能力。尽管欧元区成员国能更容易获得国外贷款，但他们也放弃了自主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货币贬值等经济恢复措施的权利。在写这本书时，欧洲还没有找到解决危机的简单方法，世界也并不期待欧洲大陆的经济在短期内恢复到强劲增长的状态。
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工业化世界过去一百年最艰难的经济挑战。两场危机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危机都起源于国家与私人过度负债，经济增长下滑，他们无法偿还自己的债务。其次，两者都在动摇了市场信心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后爆发，即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与希腊财政报告曝光。最后，危机都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政府和私人部门不负责任的行为。
最重要的是，两场危机都是糟糕经济政策的结果。危机不仅仅是数周数月前没有实施良好经济政策的小错误，而是多年来实行了严重缺陷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此外，这些错误有一个关键的共同因素，他们都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有效的经济分析。
意识形态，通向经济灾难的单程票
第一种可能性：政策制定者认同了一种关键理念，并将其作为他们制定经济政策的唯一导向，随之颁布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策。这种理念实际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情况。试想自由市场的概念。20世纪后半叶，大量的证据表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为公众提供消费品与服务方面，比前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要好得多。相信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并不意味着，政府永远都不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如果一家垄断企业制造商提供某种特殊商品或服务，政府干预可以提升公共福利。如果消费者无法获取他们购买商品的准确信息，政府强制性的标签化管理可以提升公共福利。面对数万亿美元高度复杂的市场，例如次贷危机中心地带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政府竟然承诺完全自由市场，简直愚蠢至极。因此，盲从于“自由市场”的观念可能会使一个明智的观念转变成一场政策灾难。
第二种可能性：意识形态的关键理念，在过去的某些时刻具有其合理性，但现在已失去了效用。例如，价格管制与配给制度可能在战时有意义，能确保与战争有关的资源，确保紧急战争期间社会各个部门共同面对物资短缺的问题。但这种限制措施在和平时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另一个例子是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在19纪末和20世纪初非常有效，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策灾难。当一种熟悉甚至令人舒适的传统智慧已成为一种过时的政策观念后，政策制定者不能适时将其抛弃，可能给全体国民购买了一张通往经济灾难的单程票。
第三种可能性：政策制定者的关键理念完全不明智，却是一条非常棒的选举口号。近年来最好的例子是，许多美国政客承诺不提高税收，他们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我们可以根据政客和经济学家偏好的征税水平而对他们进行区分。有些人可能赞同收取更高的税收，政府使用更多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教育；其他人可能认为，较低的税收在鼓励个人储蓄与投资方面能产生更好的效果。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一名政客作出书面承诺反对在任何情况下提高税收，就像第112届国会中许多共和党成员所做的那样，那么他已不再是一名严肃认真的政策制定者，而是一位意识形态主义者。正如全书中不断出现的那样，意识形态主义者让我们的经济健康面临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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