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未来将没有传统出版了，出版将全面实现数字化”。未来，也没有数字出版这个概念。不管在什么年代，新闻出版人都在做“技术+”与“内容+”的融合。“信息，可能是我们重新认识出版行业的切入点。”选择和评价作为新闻出版业的两大关键词，在充盈着信息“粗粮”的时代，新闻出版机构若丧失了提供细粮的能力，便将失去在新闻出版业中的主体地位。在本文中，我们不仅能从总局数字出版司冯宏声副司长的梳理中一览过去十年和未来五年中国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时间线与进展图，也同时能读出总局在数字出版转型中的全局布署、高远立意和与时俱进。本文根据冯宏声副司长在2017年中国出版发展报告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
十年来，我国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取得六大进展
从十一五到十三五，我国政府为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发展道路，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2006年，原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四项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计划以技术装备升级来推动新闻出版业在数字时代的升级。2007年，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的具体论证工作正式启动。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科技与数字出版司正式成立，全面负责数字出版相关工作的推进。2009年，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对数字化产业升级做出总体部署；4月，MPR出版物行业标准发布，标志着跨传统形态与数字形态的出版物种诞生；同年年底，四项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方案先后通过评审。2010年，三项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得到财政部认可并开始纳入财务预算；2010年，总署先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2010年7月，出版标委会推动“电子书标准项目组”成立，着手数字形态出版物相关标准编制。
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2011年，四大科技工程当中的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和中华字库工程正式启动；同年，第一次全国数字出版工作会在安徽召开，就数字出版工作做出全面部署。2012年，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第二轮认证正式启动；MPR出版物国家标准试点工作启动；同年，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建设工作启动。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公布70家首批转型示范单位；8月，中央出版单位从技术装备配置升级开始，全面开启数字化转型升级；同年，总局启动CNONIX国家标准试点工作，探索如何打破行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数据交换的壁垒。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始部署省级转型升级示范单位评估工作；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财政部下发《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标志全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迈入新阶段；12月，国家数字复合出版工程启动；2014年，中央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进入第二步，启动资源库建设，并着重强调将知识体系建设纳入工作任务重点。2015年，总局评选出第二批100家转型升级示范单位；3月，总局启动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工作；4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财政部下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转型升级的方向；5月，基于MPR标准的ISLI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中国新闻出版业在国际标准化舞台上主导制定的第一个国际标准，同时，ISLI国际注册中心落户中国香港，也是我国第一次取得国际标准注册机构承办权，新闻出版人在我国标准化工作中取得了零的突破；2015年，中央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再上新台阶，启动建设垂直化专业平台；年底，科技十三五规划正式完成编制并在业内发布。
十三五时期：2016年。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1月，总局先后批复由新闻出版研究院组建行业知识资源服务中心、由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组建行业出版发行数据中心；1月份，新闻出版大数据应用工程申报工作开始启动；2月，数字出版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5月，数字版权保护工程成果展在文博会首次亮相，对相关的成果进行了梳理；6-7月，总局做了大量相关准备工作，先后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技术需求的征集和技术服务商的征集；8月，《新闻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软件系统技术需求框架（2016版）》正式发布，为新闻出版企业的技术需求做了总结和归纳；10月，总局公布《数字化转型升级软件技术服务商推荐名录》，共推荐69家技术企业；8月底，我国正式发布ISLI国家标准，ISLI标准由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10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接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对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的专项批示，要求要继续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根据这一要求，总局数字出版司和财政部文化司开展具体准备工作；10月，总局发布《关于加快新闻出版业实验室建设的指导意见》；12月，总局公布首批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名单；12月，数字版权保护工程的竣工大会在京召开。
总结十一五时期以来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在以下六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做好转型升级工作，必须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以财政投入作为杠杆，撬动更多的市场化投入，包括企业自身投入和社会资本介入。十二五期间，在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中，中央财政在技术研发版块投入大约10个亿，在技术应用版块投入大约20多个亿，中央财政总计投入34个亿，用于支持技术企业做研发、支持出版发行单位做技术应用；据不完全统计，带动地方财政及企业自身配套投入大约48个亿。十二五期间，政府财政投入和企业投入合计约82个亿，用于全面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第二，初步夯实了转型升级基础。行业的技术装备配置水平有较大提升，技术应用能力不断地强化，生产流程再造开始全面推进。以2014年以来获得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为样本，在各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的配合、各企业的支持下，总局在2016年进行了初步统计，相关数据表明，行业内数字资源转化率约为55%。
第三，转型升级的路径逐渐明晰。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正在沿着“装备配置-资源建设-产品研发-平台搭建-模式创新”的发展路径进行优化升级。
第四，推出了一批精品数字内容产品。以数字化生产线为依托，行业内出版物的形态日益丰富，传统形态、纯粹的数字化形态、跨传统与数字的形态，内容产品的新形态层出不穷。
第五，探索出跨界融合的发展模式。技术推动出版与其他行业开展广泛融合，目前，出版企业已经开始为外部的各个行业提供数据服务、文献服务和支持服务，探索新的盈利模式，也为外部产业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全方位参与国民经济建设。
第六，标准化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前，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更侧重制定标准，从来没有像十二五期间这样狠抓标准的应用。十二五期间，在总局推动下，在相关行业机构和行业标委会的配合下，ISLI/MPR标准、CNONIX标准、知识服务系列标准、电子书系列标准和数字出版加工生产管理标准，在全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不应把互联网推到出版对立面
要弄清什么是数字出版、如何开展转型升级，首先要认识互联网。我们要逐渐从“互联网+”的概念认识到出版业角度的“内容+”概念。
有这样一张照片很有深意：100年前，我们站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看报纸；100年后，我们以同样的姿势站在墙根底下晒太阳，不过手里不是拿着报纸，而是捧着手机。照片里的我们发生了什么变化？过去，我们经常谈论“报纸上说了什么、书上说了什么”；现在，我们会讲“网上说了什么、或者昨天微信上有一篇文章说了什么”。那么，不管是100年前，还是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关心印刷机是怎么工作的吗？我们关心互联网是怎么工作的吗？关心手机是怎么工作的、甚至手机电路板是怎样的吗？我们不关心这些。
我们关心的，是信息！
信息，可能是我们重新认识出版行业的切入点。广义的信息有自己的一个发展脉络：原始的信息，是客观存在的；种种信息在不同专业领域被人工干预和梳理之后，形成专业化数据；我们基于专业化数据再去提取有序的、结构化的、有价值的信息，这就是信息的高级形态，即知识；知识之上是智慧。我们掌握大量的原始信息、数据和知识之后，能够不断地提高判断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是人类不断解放自我、提高智慧维度的过程。
目前，出版业的活动正处在信息、数据和知识这三个环节上。人工智能则正在朝着智慧环节发展。但是我个人觉得，目前的人工智能仍然无法突破人脑思维的逻辑性。人脑可以按照“没有逻辑的逻辑”来进行思考，机器却必须严格按照一个逻辑推导，这是目前的人工智能还没有最终突破的地方。
信息在出版行业的呈现形态是什么？从信息的角度去看消费行为和信息消费需求，就可以发现与“社交、消遣、学习和生产”这些需求所对应的信息服务方式，是资讯、娱乐、教育和宣传。从信息的角度看出版生产活动的成果，出版业的活动成果是：资讯、故事和知识。
传统出版业的经典划分方式是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教育出版，这三种方式都可以和信息角度的“资讯、故事、知识”作出多重、多维度、动态的映射关系。只有从信息的角度认清出版和信息的关系，认清出版业的脉络和活动的成果，才能够更好地提高出版生产力。
出版的属性应该是多重的，不是简单的只有一个维度。
我们经常把出版社放在文化版块，当然是对的，出版肯定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天生带有文化属性，出版是思想的表达、表现和传播；其次，出版也具备生产属性，当我国出版单位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之后，慢慢地发现出版生产要符合生产规律，符合市场规律，出版是从事内容生产、传播和服务的活动；但是，被我们经常忽略的，是出版的信息属性，出版活动本身是信息的描述、记录和传播活动。
这三重属性不是对立的，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同一个事物的结果。换一个角度来认识出版，能够更好地提高我们对出版现象的认识。目前，我国出版遇到很多问题，但问题不等于现象，现象不等于问题。业内很多被讨论来讨论去的所谓出版业面临的问题，其实是现象，现象之下的原因才是问题，需要再往下一层一层地去挖。
对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准确认识的关键，是准确认识“技术”与“内容”的关系，认知需要一个过程，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正如刚刚（朱）伟峰司长的演讲中所说，“未来将没有传统出版了，出版将全面实现数字化”。未来，也没有数字出版这个概念。不管在什么年代，新闻出版人都在做“技术+”与“内容+”的融合。出版，是天生和技术捆绑在一起的，没有印刷技术，就没有新闻出版业。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不应该把互联网推到出版的对立面。最近，中央领导在一些讲话中对融合有了非常清晰的表述，本次订货会期间，我们的老领导、老前辈、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的柳斌杰同志也提到，融合就是从“你是你、我是我”，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要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中央领导不惜用大白话的方式来讲这个道理，就是要告诉我们真正的融合状态。我再进一步地续貂解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你不再是今天的你，我也不再是今天的我”，这意味着，当下看到的很多内容生产与投送的具体形态、现象，还不是真正的未来的形态，出版人要变，互联网人也要变，最终实现一个交汇圆融的状态。
数字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是过程，融合发展是最终状态。
所以，当新闻出版人在思考“互联网+”的时候，要先把“互联网+”拆开为“技术+”和“内容+”，再把它们融合到一起，直到未来：出版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就是出版。
选择、评价：新闻出版业本质的两大关键词
在变化之中，我们要找到不变的是什么，找到出版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互联网的目标和新闻出版的目标有什么差异？表面上看，互联网和新闻出版一样，都在做消减信息不对称的工作，到2015年的时候，数字出版司的认识也在这个层面。但是这两年我们在内部讨论时，经常用自我否定、不断怀疑的方式进行讨论，以不断提升认知水平，我们经常反问，假如我们的认识错了呢？有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呢？在一次又一次的自省自问中，我们发现在实践中，能够看到互联网所谓的消减信息不对称，只是消减了信息传递环节，而没有判断信源的真实性和信源的价值。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互联网发生了若干虚假新闻案例，各种虚假信息大肆传播，真假难辨，剧情不断反转，扰乱了人们的认知。互联网信息在传播过程当中，很少有人、甚至根本没有人去考察信源，长此以往，消费者一定会产生对真实性信息来源的需求。
反观历史，传统出版业的核心价值，剥离掉表象，其实是在于对信息内容的筛选和把关。消费者需要的信息不仅要具有时效性，而且要有准确性，更要有足够的文化底蕴。当我们吃够了信息内容的“粗粮”之后，一定会想吃“细粮”，信息内容的垃圾增多以后，一定有人宁可付费，也要消费到好的内容。两年前我们就判断，内容付费一定是未来发展趋势，早晚会实现。大家可以看到，去年，互联网已经出现了大量付费模式的内容。
这其中，变化背后不变的关键词是：选择。
在传统形态下，信息内容选择由新闻出版机构（供应方）主导；在数字形态下，信息内容选择改为由大众（需求方）主导，新闻出版机构将只起引导作用，新闻出版人的定位是大众信息选择的代理人。
新闻出版人要想承担起数字时代社会大众信息内容选择代理人的角色，必须基于消费者的信任。就像传统时代，读者在选择图书时，会优先选择自己信任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出版社品牌是出版质量的保障，这就是读者和出版社的信任关系。读者对出版社的信任建立在读者对出版机构选择能力的评价基础上。
出版机构的内容选择能力，体现为对信息内容的“评价体系”是否健全和优质。
总而言之，选择和评价是新闻出版业的两大关键词。新闻出版人具备内容的评价能力和专业化选择能力，因此消费者愿意通过新闻出版渠道来获得信息。如果新闻出版人丧失了信息选择能力，那么新闻出版机构和新闻出版人的新闻出版中主体地位也将丧失。
开创未来：转型升级的总目标与七项举措
基于前面所谈的认识，抽象化地认识新闻出版行业，我们会发现新闻出版和广电影视合并之后，成为了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了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产业可以高度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一是信息内容产业。新闻出版业是信息内容产业中重要的版块。新闻出版业既具有文化属性又具有信息属性，既具有产业属性又具有事业属性，需要由政府、行业机构和企业共同来完成行业建设。
新闻出版转型升级的总体目标是：以企业为主体，以政府引导为依托，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提高新闻出版业的生产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丰富产品形态，提升服务能力，为人民群众和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资讯、数据、文献、知识等多层级的信息内容服务，推动新闻出版业成为文化产业的中坚和骨干力量。
根据总局领导的宏观部署，结合行业发展现状，数字出版司在（张）毅君司长带领下，在产业推进与科技支撑两方面的工作基础上，初步提出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深化阶段的具体举措，包括以下七项计划：
第一，人才培养计划。以人才培养为重点，破解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人才短板。总局将推出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支持新闻出版企业面向产业未来发展的人才需要。鼓励出版企业联合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技术企业共建人才队伍，包括培养数字出版基地从业人员和复合型高端人才。一方面要全面提高基础从业人员的素质，另一方面提升行业领军人物的全方位综合素质。创新考核激励机制，改革人才引进、人才使用、人才培养制度，吸引并留住人才。推动互联网企业与传统出版企业的人才流动和交流，改变复合人才短缺的现状。推动数字编辑职称的评定体系建设，扩大数字编辑职称自我评定的试点和布局。目前，只有北京开始了数字编辑职称评定试点，下一步，将结合实际情况，增加试点，并最终推向全国。
第二，优化装备计划。以装备优化为支撑，夯实转型升级技术基础。出版企业要加快搭建硬件环境，采购并不断地优化与数字发展升级相关的技术装备。政府、行业机构及企业，要根据不同的职能定位，共同推进装备优化：一是政府部门，总局要制定发展规划，构建综合平台；二是新闻出版行业机构，要提高为行业提供服务的能力，2016年，数字出版司组织的技术需求汇集、技术企业遴选推荐工作，就是在总局信息中心的配合下完成的，未来，这项工作将完全交给行业机构，希望总局信息中心能够组建起行业科技服务机构。
我们把装备分成三个级别，必备装备、优选装备和可选装备。
——必备装备是指，不因生产思路、业务模型和业务方式的差异而变化的，最基础的、必须配置的装备。必备装备有两类：一类是资源管理编码化工具，基于ISLI标准以及现有的其他标识符标准推出的，实现资源管理编码化的技术装备；一类是数据采集标准化装备，基于CNONIX标准进行数据采集的工具。这两类必备装备可以适应不同生产规模、出版类型、出版流程的单位，是出版基础设备。
——优选装备是指，为满足数字化生产活动所要配备的工具，用于数字化编辑加工和数字化产品生产。因出版单位业务流程不同，优选设备会有差异。总局将基于复合出版工程推出一条基本的完整生产线，出版单位可以从云端下载相关工具，然后在本地组装成符合业务需求的流程。
——可选装备是指，满足数字化运营和支持化服务活动所需的工具，主要用于资产管理和知识服务等，以实现运营数据化、服务知识化。也包括开展数字印刷、按需印刷、民文出版和古籍出版所需要的装备等。
纵向梳理数字化出版技术装备，可以将其分为编码工具层、生产线层、生产保障层，插件工具、终端技术工具、数据工具。第一层及顶层属于必备装备，第二层属于优选装备。
横向梳理新闻出版技术装备，可以将其划分为编辑环节相关技术装备、制作环节相关技术装备和发行环节相关技术装备。各单位根据自己具体的情况进行组装，结合总局发布的技术框架去选取需求点，形成技术需求书进行招投标，建议优先从总局推荐的技术企业进行筛选，然后确定好采购和服务方案。
此外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在横向梳理时增加了创作环节的工具需求。为什么要强调创作呢？我们认为，传统出版单位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有创作源头作为支撑。未来要将作者的创作活动作为出版生产的起点，而不是作者自己创作完了之后到出版单位投稿，或者出版单位找作者约稿。所以，生产系统应当融入创作，增加写作支持工具软件。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互联网企业学习，网络文学网站会为网络写手提供写字工具，这个工具里面有很多具体的特别贴心的小功能。我一直认为技术不是最关键的，思路才是最关键的，有没有为作者服务的意识、意愿才是最重要的。传统出版环境下，没有先进的技术手段，优秀的出版社编辑亲自到作者家中帮助作者收书稿、查资料，而现在的编辑却做不到这样细致贴心。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很多时候不是给出版业带来了新问题，而是暴露了出版行业的怠惰。
第三，数据共享计划。要以出版发行数据交换为基础，打通行业数据链，用数据流来支撑业务流和资金流，实现三流合一。数据共享计划指的是出版数据和发行数据共享计划。这个计划的基础是CNONIX标准应用试点示范工作。截至去年12月份，设在总局信息中心的数据共享交换实验平台上已经有7万多种数据和3800多万条销售数据。这些数据仅仅来自于12家出版社和9家发行单位。实践证明，应用CNONIX标准推动数据共享机制的建立是可行的，下一步，总局将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该标准。
数据共享计划，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支持出版企业及图书馆等下游企业基于CNONIX国家标准对现有业务数据管理系统进行优化和升级改造。二是，支持企业结合所处产业链的位置和企业实际情况，与数据服务企业开展合作，采购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数据服务。数据不是简单的统计报告，统计报告不是数据服务，根据统计报告建立模型并且从多个角度去分析数据才能够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依据，将下游数据反馈给上游，为上游生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用数据决定选题策划、决定印刷和销售方案、决定印量和发行量。最终实现发行版块联动管理，跨区域管理，同一地区不同书店的联动管理。三是，支持企业以需求为导向，采集市场数据、用户数据，形成全新的数据应用模型。促进企业运营模式由内容供应向数据驱动转变，改变出版社根据主观感觉拍脑门做决定的工作方式。
总局信息中心已经建立了新闻出版发行数据交换实验平台，每个月会向全行业公布基础数据。出版发行单位可以用自己的帐号登录平台，从中获取本单位相应的发行和服务数据。
毅君司长在去年的《出版发行研究》上专门讲到过出版发行数据共享的应用场景，提出一个设想：未来，新闻出版业会有一列数据火车，在不同的产业链环节，不同的时间点，到达不同的出版和发行单位的站台，到站后出版发行单位可以去拿取各自在这个时间点的数据，在转到下一个出版单位和发行单位的站台上时会卸下相应的数据，不停地这样循环。
第四，知识服务计划。知识服务计划是以知识服务模式建设为引领，创新服务形式和模式，支持研究知识服务标准，构建各领域的知识体系，建设各领域和知识资源数据库，开发多层次、多维度、多形态的知识服务产品，搭建分领域知识服务平台。总局将支持企业之间开展跨领域合作，支持企业创新知识服务模式，面向不同的终端，采取不同的方式，实现精准的多形态知识服务供应；以知识服务模式兼容已有的文献服务、数据库服务和单本书服务，实现知识服务在专业出版、大众出版、教育出版等领域的全面应用；支持建设国家级知识服务机构，目前，由新闻出版研究院承担的知识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已经启动，同时，各专业出版单位要积极开展各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服务分平台的建设。
为什么要大力推动知识服务建设？我们一直认为出版业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出书层面，我们要应用新的技术将出版的视野打开。譬如，一个简单的二维码应用，就可以让纸书跳出原有的限制于束缚，转入到具备无限供应能力的网络世界，让每页纸张都如同手机屏幕一样方便。传统的出版人往往是将图书销售以后就不再去关心后续、也无法再控制图书了。我们要改变的是，未来，当一本书到达消费者手上的时候，是出版单位作为知识内容的供应者去和知识内容的消费者发生关系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应当以每一本书、每一个屏幕、每一个场景为入口，为消费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内容。
未来，总局将推动建成一个完整的、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国家级知识资源数据库库群，为政府部门、为学术机构、为社会用户、为企业用户提供支撑。
第五，创新计划。以行业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为基础，推动技术和标准的创新，推动技术应用的实践探索，推动融合模式的创新。鼓励以出版企业为主，加强产学研用联合，提出创新项目，探索技术应用，总结新的运营服务模式。
第六，走出去计划。以数字出版为支撑，带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总局相关司局最近正在加紧沟通，探索如何以数字出版支撑走出去工作。我们将支持和鼓励用市场化的方式去筹建数字出版走出去联盟，包括从标准、技术、内容、平台等多个角度开展工作，最终实现产品走出去、服务走出去、技术走出去、平台走出去、机构走出去、资本走出去、标准走出去及人才走出去。
第七，评估计划。以评估机制的建立，不断完善动态评估体系，不断总结和推广转型升级的相关工作经验。具体而言，就是要让评估机制常态化，帮助企业认清发展阶段，看清自身不足。譬如，2017年将在文博会期间举办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果展，全方位宣传和展示近年来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工作成果，期间还会举办相关论坛，交流经验。
出版的未来还会有很多的可能性，新技术在不断地变革，互联网的模式层出不穷，我们要去找到当中的变和不变，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出版的精神和本质，数字出版司愿与行业各界共同努力，一起迎接新闻出版业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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