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今年是上海音乐出版社60周年。在一个小众的专业市场里，上音社取得的成就让同行心悦诚服。百道网专访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费维耀，请他讲述上音社的发展之道。
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费维耀
上海音乐出版社（Shanghai Music Publishing House）的英文缩写字首SMPH，作为出版社的标识，这四个字母还具有更为深刻的含义，即：S代表卓越（Superiority）、M代表市场（Market）、P代表大众（Popularity）、H代表诚信（Honesty）。
在我们对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费维耀的笔访中，他谈到由这四个字母组合而成的“追求卓越，把握市场，服务大众，坚守诚信”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特别强调出对此口号和标识做出贡献的两位资深编辑（见采访正文）。
音乐本是小市场，但它的成长性，吸引了数百家出版社涉足其中。在一个既狭小且日渐拥挤的小众市场里，上音社的销售码洋从“十五”初期的3000万元到“十二五”期末的1.7亿元。2015年实现利润1548万元。一向关心专业和学术出版发展的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对上音社的发展赞誉有加，他在8月份出席“华乐大典”系列丛书首发式上说：“多年来，上音社本着‘专、精、特’的出版特色，依靠文化学术界精心地编书出书，把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市场运作和精编精译三者结合起来，出版了若干本好书。”
通过对上音社领军人费维耀的采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上音社发展的四大原则——SMPH，以下为采访正文。
百道网：与文学社科类出版社相比，音乐出版社的产品和读者要专业、小众得多，在经营上，与大众出版社有哪些不同？作为一家专业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如何把握专业和大众出版的平衡？
费维耀：在世纪之交，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音乐图书市场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些非专业出版社开始瞄准这个尚在成长中的市场，纷纷涉足音乐图书，出版社迅速增至数百家。当时还处于市场化初级阶段的上海音乐出版社提出以“既富有文化品位，又符合市场需求”为出版宗旨，以“优化选题结构，拓展市场规模”为发展目标，把“符合市场需求”和“拓展市场规模”作为产品研发的主攻方向，通过调整选题结构、转变生产方式、改革考核机制、创新管理模式，逐步提升出版生产效率。
我们对声乐器乐、艺术教材和音乐理论三个编辑室的出书结构做了重新布局，把“三三三”平均结构模式调整为“六三一”金字塔结构，目的是把普及类产品进一步做大做强，体现大众化；对艺术类教材持续开发，体现系列化；把理论类学术产品做专做精，体现经典化。从而快速、准确地找到市场定位，打造有标识性的产品集群，树立产品的核心品牌。
我们找准自身优势和特色，在传统出版基础上，聚焦重点项目，集中推出一批图、文、谱、音、像“五位一体”的全媒体创新型产品，拓展图书内容新内涵，培育艺术门类新市场，打造重点产品新集群，并对现有核心产品进行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构建专业与普及兼顾、学术与大众兼备的新板块，铸造专业出版社新品牌。
百道网：上海音乐出版社的产品线非常清晰，其中钢琴处于重点板块的位势，它的产品线特色是如何形成的？
费维耀：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我们把产品研发的主攻方向聚焦在三大领域：钢琴音乐作为“骨干工程”，高等院校音乐、舞蹈教材和中外名家名曲音像制品作为“培育性工程”。经过内容聚焦、服务至上和机制创新的持续实践，编印发“一体化”新机制为全流程精细化管理带来了新活力，使产品研发和经营业绩每年稳步上升，连年刷新历史纪录。
我们选择钢琴音乐作为“骨干工程”基于两方面考量：从全球出版格局来看，钢琴是世界上学习人口最多的乐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曲谱类出版社，仅钢琴分类目录就有上千种产品，许多专业出版社均有一批钢琴核心产品；从本社产品结构来看，钢琴类产品历经多年积累，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产品集群，是各类产品中销量最好的板块。因此，把钢琴音乐作为“骨干工程”后，我们提出了“优化选题结构，提高竞争实力”和“既注重自主研发，又注重吸收引进”的新目标，并连续多年参加国际乐器展览会，与海外出版同行积极联系以钢琴为主的各类经典产品的版权合作事宜。在引进经典产品过程中，我们采取“先攻两头，再做中间”的战略，一头引进各种类型的启蒙教程和配套曲集，一头引进专业领域的权威版本和经典曲集。世界三大儿童钢琴基础教程——“约翰·汤普森钢琴教程”系列、“巴斯蒂安钢琴教程”系列、“快乐钢琴教程”系列——全部落户本社，为钢琴音乐“骨干工程”出版大厦在普及层面奠定了产品基础。
同时，一批国际公认的钢琴经典版本亦汇聚本社，如从波兰音乐出版有限公司引进的《肖邦钢琴作品全集·波兰国家版》，匈牙利布达佩斯音乐出版社的《李斯特钢琴作品集》、《斯卡拉蒂钢琴奏鸣曲200首》，德国彼得斯音乐公司的《拉威尔钢琴作品集》《斯克里亚宾钢琴作品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联合委员会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35首）》，法国杜朗出版社的《德彪西钢琴作品全集》，德国G.亨乐出版公司的《舒曼钢琴作品全集》等，为我国钢琴教学和演奏与国际接轨做出了努力。我们还组织国内权威专家、学者，出版了《中国著名作曲家钢琴作品系列》（“十一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等，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百道网：如果说互联网对很多出版版块形成压力的话，而对于音乐出版来说，是否产生出的是互联网+的效果呢？
费维耀：互联网时代对音乐出版变革的影响，是一种基于观念、结构、技术的整体创新；智能化和互联网+出版，是出版观念和传播能力的集合体。我们一方面还会继续做好传统出版，不断推出经典图书，另一方面将积极推动互联网知识信息服务，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实现多元音乐资源整合和多种音乐技术并用，为读者提供多样化的音乐创新产品，促进音乐产业联动和协同发展，打造立体化、网络化的传播新路径。产品研发将对选题结构进行梳理，通过专业化细分，建立“一正三副”四大全媒体出版中心。古典音乐全媒体出版中心是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授牌的学术出版中心，三个培育性“副中心”包括少儿教育全媒体出版中心、传统音乐全媒体出版中心和舞蹈艺术全媒体出版中心。通过对内容的组合创新，推出更多图、文、谱、音、像一体化的全媒体图书，以多功能融合的立体性、多终端链接的便捷性，实现传统出版的转型升级。
百道网：音乐本身就是听觉艺术，传统出版是以文字为主，在近年的数字化出版进程中，上海音乐出版社是不是有先天优势？在数字出版方面，上音社取得了哪些成果，未来有哪些计划？
费维耀：为了顺应新科技的发展，我们还在新媒体领域开拓创新，以Online CD/DVD的在线视听方式，突破载体限制，获得海量信息。这是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电子音像新产品，突破了传统CD存储容量的束缚，仅需一张引导光盘，即可连接网络音乐资源，轻松实现海量音乐试听。
面对数字时代高新技术对传统出版的挑战，我们审时度势，充分利用传统出版资源，大力推进数字化出版项目建设，构建互联网营运的数字化平台。如：“乐海网”移动阅读方案（一期）项目“二维码资源制作与发布平台”，将移动终端阅读技术充分运用到优质产品的全媒体配套服务之中，以二维码等图像识别技术逐步取代光碟介质，为编辑提供平台化多媒体制作服务，为全媒体出版战略提供技术保障。二维码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存储、传递和识别技术，替代了过去的音像制品，成为去光盘化行动的创新尝试，而且将纸质图书与在线音乐无缝对接，优化了读者的听赏感受。
自2009年以来，我们在数字出版领域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在多个领域推出一批数字化创新项目，引起业内专家关注和好评，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为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这些数字创新项目聚焦本社优势板块，以“点状式”结构分布，所做探索性实验和培育性研发为推进“以点到面”的全方位转型升级提供了成功案例和宝贵经验。如：2013年至2015年，本社以海量内容资源管理系统（CMS）为根基，聚焦古典音乐、少儿教育和传统音乐三大板块，开发了多个富媒体、多终端产品。其中，“网络音乐互动教育平台”（市文创），“音乐电子书包”（市文创），“古琴减字谱富媒体数字化应用平台”（市科委）等三大市级扶持项目顺利结项，获得专家好评，创造了一批成果，在行业内树立了标杆，还获得三个软件著作权、一个设计作品登记、一个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一个科技创新成果认定、一个网络活动策划奖。又如，2015年2月，本社荣获“上海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称号，并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授予的首批学术（专业）出版中心之“古典音乐全媒体出版中心”称号。2015年7月，本社研发的“古琴减字谱富媒体数字化应用软件”获全国“2014～2015年度数字出版·创新技术”称号。
在“互联网+出版”的浪潮推动下，出版的生产和传播已经步入全媒体时代。要加强国家“十三五”规划项目建设，以“音乐全媒体检索平台”和“古琴数字内容产业综合服务应用平台”项目为抓手，全面推动数字出版产品建设。在2016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第一批重点出版项目中，本社共有10个项目入选，其中有两项为数字出版项目：一种是“音乐全媒体专业检索平台”，另一种是“古琴数字内容产业综合服务应用平台”，我们将在未来五年中全力搭建这两个平台，为读者做好全方位服务。
百道网：2001年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成立，与上海音乐出版社“两社合一”，其具体运行模式是怎样的？有哪些互补之处？
费维耀：上海音乐出版社与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我们采用两社合一的“一体化”战略架构，为我们将音乐图书和音像制品融为一体，实现书碟配套联动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通过实施图书和音像制品及多媒体电子出版物的配套开发，纸质化图书从无声变为有声，从平面走向立体，为读者带来新的视听感受，回归“音乐是声音的艺术”这一本质属性。
在新产品研发过程中，充分利用图书和音像制品双重出版资源，实施图书纸质媒介与音像数字媒介的组合包装。由于音像产业整体滑坡，我们加大了音像制品与纸制图书的配套，书碟配套的出版新形式为原来单一载体的出版物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图书与音像制品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积极加强与国内外音像出版机构的横向合作，形成一批纸质图书与音像制品相互“嫁接”的新型产品，我们与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广东太平洋影音公司、广东佛山天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合作，推出了一批由音像制品延伸而成的音乐图书，如“戏曲唱腔赏析”系列（6CD+3本书）、《流淌的歌声·金曲典藏系列》（20CD+5本书）、《学龄前儿童音乐伴侣丛书——幼儿歌曲视听汇》（6DVD+6本书）；又如，创办于1979年的《音乐爱好者》期刊，由NAXOS唱片公司提供版权随刊附赠的经典音乐CD，成为集参考和收藏、聆听和阅读于一体的有声音乐杂志，深受爱乐者欢迎。
百道网：上海音乐出版社60年的发展历程中，有哪些里程碑式的书、人或事？请您讲一讲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费维耀：1）2004年6月，新的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组建成立，把出版权和发行权进一步分解到各个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从此走上了编印发“一体化”发展之路，并连续十多年保持稳健发展。这种管理体制是我们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或许可以用“微笑曲线”理论来加以解释并印证。“微笑曲线”犹如一个人微笑时的嘴型，构成一条两端向上的曲线。企业的“微笑曲线”，左边是研发（属内容资源的竞争），右边是营销（属区域市场的竞争），必须共同向上发展，在左边加强智慧性知识产权的研发创造，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服务，二者缺一不可。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的竞争不仅包含着选题、内容、装帧、印制等产品本身的品质，更重要的是为经销商和读者创造优质的服务体验。编印发“一体化”运行模式在实践中也出现过波折，总社社长杨益萍同志曾专门为此召集会议。在充分听取我们的意见后，考虑到音乐图书发行渠道的独特性，他最后拍板、同意让音乐社发行部继续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2）为了规范行业秩序、完善市场体系，我们积极发起组建“中国音乐出版物发行联合体”，于2006年5月在北京举办由十家出版社联合组成的首届“音联体”产品展示会，之后每年由各社轮流承办。2010年和2015年在上海举办的产品展示会，由本社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联合承办，时任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的焦扬同志，集团领导张晓敏、顾林凡等同志出席了2010年“音联体”会议开幕式。“音联体”使成员社之间加强了业务联系，通过制定和落实有关章程，与全国各发行单位建立起了更为紧密的客户关系。
3）为了提升企业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大力推进企业形象创新和品牌再造工程。从2005年起，我们把上海音乐出版社（Shanghai Music Publishing House）英文字母的缩写“SMPH”组合在一起，作为企业和产品的新标识，并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S代表卓越（Superiority），M代表市场（Market），P代表大众（Popularity），H代表诚信（Honesty）；把“追求卓越，把握市场，服务大众，坚守诚信”（此十六字口号由资深编辑胡晓耕设计）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成为全体员工共同的文化追求和奋斗目标。此外，还设计了新的社标（由资深美术编辑陆震伟设计），经登记注册后，于2015年1月被上海市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4）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和社领导班子成员团结合作，求真务实，带领全社员工历经多次文化体制变革，在转企改制的市场化进程中，对内搞活机制，激发员工活力，对外开展合作，延伸产业链条，使产品研发和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市场占有率连续十多年稳居全国冠军。“十五”期间，销售码洋从3000万元增长到6000万元，顺利实现翻番；“十一五”期间，销售码洋从6000万元增长到1亿元；“十二五”期间，销售码洋从1亿元增长到1.7亿元，实现利润1548万元，人均创利突破22万元。2008年5月转企改制之初，注册资本为4300万元，截至2015年年末，总资产2.29亿元，净资产1.25亿元。在2014年和2015年度全国文艺类出版单位的总体经济规模排名中，连续两年名列第八。
（本文编辑：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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