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受两位作家朋友之请，读了他们分别创作的两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读着读着我就读出了惊讶：两部长篇的两位作者，在不同的省份生活，处于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学历、身份和生活阅历，但写出的两部作品却如出一辙：小说主人公的父辈在解放前勤俭持家，在解放后的土改中，被划成了地主受到批斗；主人公虽然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从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无论如何积极向上，始终受到了种种不公正待遇；心智聪慧的他们在逆境中自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依靠自身素质，一跃成了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擎天柱。而作为小说配角的贫雇农户，上一代因好吃懒做抽烟赌博而成为一贫如洗的穷户，到了新中国时期，占尽家庭成分带来的政治优势，生产劳动中偷奸耍滑；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代代相传的懒惰与无能，导致他们在改革发展大潮中无所作为，与曾经的地富子女们事业上的兴旺发达、物质生活上的富足潇洒、精神上的意气风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两部作品高程度的雷同使我十分惊讶。我放下手头的事，从网络和实体书店、个人存书等几个途径，粗粗浏览了近十几年来出版的二十多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发现这种高程度雷同绝非偶然。在这二十几部长篇小说中，有将近一半的作品，在内容和立意上与我朋友的两部小说大同小异。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当下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相当程度上成了一个模子或几个近似的模子里脱出来的“砖坯坯”。
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模式化问题，其实也不仅仅存在于当下。利用一个固定模式进行作坊式生产的风潮也由来已久。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农村题材小说严重模式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使然。那为什么在政治环境获得极大改变、作家创作理念普遍转变的当下，这类作品居然还会出现大面积的雷同？
这其中当然有作家们跟风创作的原因，但我认为，很重要一点，是眼下相当一些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存在着问题：解放前，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贫苦农民，绝大多数并非如小说所描述的那样，是因为好吃懒做而陷入贫穷的泥沼。改革开放后，他们也依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最重要力量。而农村改革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成功者，大多数还是当年的贫下中农及他们的子女。前述小说中反映的那种情况，在现实的农村中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却可能只是个例。“千部作品一个调”，“贫下中农无好人”，便会出现问题。
近年来，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受到格外重视，连许多原本不涉及这一题材的作家，都调整了创作方向，这是件好事。但如果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刚从一种模式中走出来，又马上陷入另外一种模式，又会产生问题。要不负于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要走出模式化，告别模式化，要以对历史现实严肃负责的态度，深入了解现当代农村，了解现当代农民的奋斗历史，以扎实厚重的农村生活积累，塑造出鲜活多彩的现当代农村人物群像，创作出鲜活多彩的长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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