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方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博士）
2012年02月14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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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之一。这一年我终于在美国拿下博士学位，回到阔别七载的北京，就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因为全年几乎都用于撰写博士论文，我不得不抑制广泛的阅读兴趣；偶有闲暇，也多看些纪录片或经典电影解闷儿。检视全年书单，竟比往年减了几成，在同好面前实在惭愧。饶是如此，亦有些微成绩。这里不妨择其要者，与读者分享。
脑力外流论
我的博士论文关注中国科学家的国际迁移，旨在分析人才外流对国家科研发展的多种影响，这一领域的有关著作自然会精读。最近几年，中国精英的海外移民已经成为坊间热门话题。在国人印象中，大批社会精英正在漂洋过海，远赴他乡。王辉耀的《人才战争》（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版）引用国内外大量资料，详细介绍了国际人才竞争的现状，以及主要国家的相关法令，对我国的人才战略极具政策意义。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曹聪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科技政策，他前几年与西蒙（D ennis Sim on）对中国科技人才状况进行了第一次摸底调研，并将调查结果写入《中国科技崛起的优势》。此书最后预测了中国未来的人才缺口。我国若想转化为创新型社会，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力资源挑战。
两位美国学者也刺激了我在专业领域的思考。传统的移民体制习惯于从控制人口的角度制订政策。哈佛大学教授布里切特（LantPritchett）则视迁移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大力鼓吹由穷国到富国的迁移权利。根据阿玛蒂亚·森的经济自由理论，他强调国际迁移不仅有助于人类发展，而且本身应当作为发展目标。他那本雄辩的小册子《让他们的人进来吧》（LetTheir PeopleCome）富有开放精神，在网上可以免费下载。
布里切特的视角摆脱了民族主义的偏狭，却淡化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责权关系。印度裔学者卡布尔（D eveshK apur）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有切身体会，自然更关切来源国的发展利益。他在新著《海外侨民、发展与民主》（D iaspora，Developm ent andDem ocracy）中，利用详实的人口统计数据，探讨了海外移民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其中许多研究发现，如海外亲戚影响国会议员的外交倾向，均令人耳目一新。
人才发生学
人力资源影响国家竞争力，属于公共政策的焦点；天赋技能影响个人竞争力，属于心理学的范畴。美国加州戴维斯分校的赛蒙顿教授（D eanSim onton）是人才研究大家。两年前，他放下身段，写了本科普性的小册子《天才101》（G enius101），从A BC开始讲解人才研究都搞些什么名堂。不满于此的读者可以找找他的集大成之作《伟大》（G reatness）和另一本开创性力作《天才的起源》（O rigins of G enius）。赛蒙顿对我影响最大的著作，则是一本看似枯燥的方法论著《心理学、科学与历史》（Psychology，Sci-ence，andHistory）。此书详细介绍了“历史计量学”的研究技巧，是定量分析历史人物的入门法宝。
人物传记为人才研究提供素材。叔本华是西哲中对天才现象阐述较多的一位。他倒不太欣赏传记写作———搜罗哲人八卦，而不去了解其思想，在他看来是舍本逐末。美国学者卡特怀特（D avid E .Cartw right）却未听取传主教诲，在去年出版了一部长达550页的叔氏传记。尽管该书详尽记述了叔氏生平，其考据风格却令人头疼。若要了解其人其言，麦吉（B ry anM agee）的《叔本华哲学》（ThePhil-osophy of Schopenhauer）应是更佳的普及读本。该书简明清新，颇得叔氏之遗韵。
今年八月，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小住一月。一天途经公寓地下一层，忽然发现一个废弃书架，上面码放着一百多本英文书籍，多为传记和史学著作。我喜上眉梢，连忙抱了十几本上楼。可惜我那时即将归国，若要携书而返，又是一大笔运费。最后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这批书分赠纽约友人。记得《胡适传》送了一位在康纳尔读书的博士生，《亨利·卢斯传》送了一位新闻记者，《斯诺夫人在华回忆录》则送了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女士。
比较历史观
逢今之世，西方学者审视自身文明，多参照中国的历史经验。当年争议颇多的《白银资本》、《大分流》自不必说，去年面世的《为什么是欧洲》（[美]杰克·戈德斯通著，关永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汇总加州学派研究成果，也花了相当笔墨讨论华夏文明。此书作者戈德斯通是我的美国老师。他熟识的考古学家莫里斯（IanM or-ris）也为西方兴起之谜困惑数年，并利用职务之便请教过多个学科的学者。莫里斯出版《西方将主宰多久》（W hytheW est R ules forN ow ），半年后即推出了中译本（钱锋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6月版）。
《西方》一书的亮点在于作者构建的一项“社会发展指数”，这一量化指标清晰地勾勒出欧亚大陆两端的发展进程。描述性分析虽妙，莫里斯的因果解释却逊色太多。他过于强调欧洲外部的地理因素，这些因素不能有力地解释后来的科学革命和军事革命。
同时问世的《文明》一书（Civilization，曾贤明、唐颖华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12月版）从欧洲内部寻找答案，祭出西方兴起的“六脉神剑”：竞争、科学、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作者系美国历史学家福格森（N iall Ferguson），他已成功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本普及著作也浅尝辄止，仅仅描述大象各部位的模样，较少揭示大象如何进化成庞然大物的。
相较而言，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O riginsof PoliticalO rder）可谓本年度西方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成果。福山将人类自史前社会以来的政治秩序分解为三项要素：国家政权、独立法治和责任政府。该书开篇指出，中国早在战国后期已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其实这并非新观点，作者也承认内藤湖南早在一个世纪前即有此论。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将中国早期的国家建设放在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度之上，这才是福山的大胆之处。由于政治早熟，中国在法治维度上存在着文化基因缺陷。宗教组织的发达使其他文明世界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独立法治体系，中国的宗教组织则从未强大到抗衡官府。不过话说回来，中国历史上却也没有出现过欧洲那般血腥的宗教战争。辛亥革命已过百年，今天的知识分子或许应该平心静气地回顾中西方的政治传统了。
张元济先生有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拉杂作此小文，聊志书缘。
作者：田方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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