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本能：探索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美)史迪芬·平克著，洪兰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
《意识的解释》，(美)丹尼尔·丹尼特著，苏德超、李涤非、陈虎平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
如果说2000年我的阅读重点是“风险”，那么2011年我的读书重心则移向了“认知”。更准确地讲，今年我想对自己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你知道那是‘风险’。可是，你怎么知道的呢？”
通过2000年的阅读，我较清楚地认识到的，所谓风险，它的核心要素是“不确定性”，并非实实在在的危险。而风险的存在，牵涉人的诸多观念，更关系到我们自身的认知模式。所以2011年我必须从“什么是意识？”这一问题出发，开始新的阅读之旅。
不过，在开始这段旅程之前，真的想放松一下。所以从年初到仲夏，我一直在看闲书，包括一些美术史论以及艺术评论，例如巫鸿的《物尽其用》、《美术史十议》、《作品与展场》、《重屏》、《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黄泉下的美术》等等。他的著作虽然有高下之分，但平均水平值得信赖。不过，我读这方面的书籍，主要的动力却是来自汪民安的《形象工厂》。从整体上看，这本艺术评论集就是349页废纸。可是其中文字呈现出来的无知与谵妄，又配得上“当代经典”之誉。因为，在今天任何一个当代艺术展，都可能会看到此类导言性质文字，扮演着大门口拉皮条的角色。内容无非是“后现代”、“后身体”、“性、权力与符号”之类的车轱辘话。但是我的确没想到，这些废话集中起来，会有如此效果：头脑混乱，口齿不清，还自以为是。
新的阅读之旅一开始，我的目光自然重新投向大卫·休谟。虽然学识浅薄，但我认为休谟的《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则研究》一直是自己思考的恰当起点。不为别的，只因我仍然相信，不管境况多么变幻迷离，人性多少还保持着基本的特征。以此作为起点，旅程可能会相对踏实一些。
人性的复杂幽微，大概只有文学家才能把握。我只能退而求其次，从科学的角度去认识———这也是休谟早就宣告过的方向。休谟将意识问题作为“人的科学”的核心问题，我也亦步亦趋，按照他的指引前行。
实际上在达尔文之前，休谟就提示过，环境在人类的长期塑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是，为什么我们有今天这副模样？我们与其它生命有何不同？情感与理性，哪个在支配我们的行动？这些疑问因为“意识”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而统统悬而未决。达尔文之后的两百年里，意识问题少有进步，甚至被人视为多余。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对意识的研究才出现突破，进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认知革命。
这场革命首先在心理学与语言学领域爆发，支持者是大为改观的生理学和医学，后援则是人工智能、经济学和社会学。认知革命得出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大脑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复杂系统，存在着解决特定生存问题的各种心理机制。这些机制既相互协调，也互相竞争。心理机制在内争夺意识演出舞台，在外表现出多种行为模式。
既然阅读之旅沿着这一主线展开，本应从生理学起始。好在大学时期的医学知识尚存轮廓，不必重学扣带回、神经介质、5-羟色胺之类的术语。所以，神经生理学方面我只读了克里克的《惊人的假说》(汪云九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1月版)，他是D N A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得主，基本能代表生理学家对意识问题的看法。更加深入的《认知、脑与意识》我没有细读。不过这本书的主编之一伯纳德·巴尔斯提出的“意识剧院”是我比较信服的意识模型。他认为，大脑中的活动并非全部与意识直接相关。事实上，意识是心理机制竞争资源的过程与结果。这一点，对于理解意识十分重要。帕特里克·沃尔的《疼痛：为痛苦而生的科学》(周晓林译，生活·都市·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版)则是一本从医学角度理解意识的好书。相形之下，哲学家塞尔的《自由与神经生物学》价值不大，因为从内容看来，他对神经生物学没有什么见解。
生理学之后是心理学。按说心理学是意识研究理所当然的重镇，其实不然。从上世纪初到七十年代，心理学都被行为主义者掌控。这些学者认为，观察行为而不是研究虚无缥缈的意识，才能将心理学引向科学的正道。他们中间最杰出也最激进的人物是B.F.斯金纳。我读了他的辩护之作《超越自由与尊严》(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很有意思，足以扫清弗洛伊德式的种种谬误———就如斯蒂芬·米切尔在《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中承认的那样，精神分析学说已然式微。
后起的心理学并没有教条地摈弃行为主义的成果，而是想把意识研究与行为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读了几本概括性的著作，例如D .库恩的《心理学导论》、D .M .巴斯的《进化心理学》以及班杜拉的《社会认知论》等。专门研究意识问题的著述里，我读了达马西奥的《感受发生的一切》、J.A .福多的《心理模块性》等。其中最好的作品是心理学家兼语言学家斯蒂芬·平克的《语言本能》，他以人类语言为例子，很好地阐释了意识的生理结构与工作机制。他还有一部大作，名叫《How theM indW orks(心智探奇)》(韩定中译，台湾商务2006年1月版)，比《语言本能》更加全面地探讨了意识问题，可惜大陆没有引进。
与平克的书相比照，我还读了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黄长著、林书武、庞秉均、邢公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7月版)。乔姆斯基是掀起认知革命的主将之一。他们二人关于语言到底是人类进化出来的器官，还是进化的副产品，有相通，也有对立，牵涉到意识的起源与本质，因此需要格外留意。
社会学似乎对意识问题的新进展重视不够。例如齐格蒙特·鲍曼的《社会学之思》，算是一本不错的社会学普及读物，但书中援引的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心理学内容。相反，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著作《文明的进程》(王佩丽、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5月版)成书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数十年埋没无名，七十年代却洛阳纸贵，就是因为作者谈论的心理机制与当时兴起的意识研究颇多契合。另一方面，心理学受制于生理学，特别是进化论者的局限，也没有很好地支援社会学。要知道，没有哪一个基因足以决定任何人成为芭蕾舞演员或是革命领袖。
对意识研究更感兴趣的是经济学家，这一兴趣直接导致行为经济学的诞生。2002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心理学的方法正式被经济学承认。不过在此之前，心理研究已经是不少经济学家的工具了。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的著作《管理行为》，还有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几本大作，都是善用心理学的经典。
在哲学领域，意识研究的翘楚是丹尼尔·丹尼特。他的两本著作《意识解释》、《心灵种种》都给我不少启发。两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沃格林的传记《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英]瑞·蒙克著，王宇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和《沃格林：历史哲学家》也从侧面为了理解意识提供了帮助。虽然没有发现他们二人的直接联系，但是他们对真理的看法都不约而同地偏离了“理性”这条大道，趋向于心理的阐释。特别是维特根斯坦，他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与格式塔心理学家之间的差别非常小。
说到底，我对意识这一问题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而理解意识，不是为了玄思，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的行动。时间紧迫，未来漫长，我将带着更多的疑问进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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