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高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巨流河》，齐邦媛著，天下文化2010年7月版。
历史学家高华走了。他写的书有更多的人在读，会从深夜一直读到天亮。一位历史学家的离去成为了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次公共事件，成为他所书写的历史中的一页，作为历史学家还能祈求有更好的告别仪式吗？作为这一年的读书记忆，还有什么样的书和作者会更激起我们心底的波澜？
近两年来，高华的三本书我一直放在案头，时常翻阅，今年读得更频繁，因为手头做的工作正是从延安时期到上世纪60年代人民公社这一段。以书本身的命运来说，高华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就有不少故事。我手上的这本是高华送给我的，但却是他从街上买的盗版，他说做得可以，文字上没有任何区别。《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时代国际2005年版)是论文集，收文章19篇，我的这本盗版却印着2010年，历史学著述被一再盗版，就像高华盗取了天火来照亮我们的阅读。封面勒口上有高华在黄河瀑布边上的照片，令我想起那天，2005年5月26日，我和他一起拍照的情景，如今观图、读书而更思念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收入文章共33篇，许多文章都曾收入《在历史的风陵渡口》，但在文章的选择上显然多有考虑，而且有的文章经过较大删减。至今还没有一本收集高华文章较全的文集，但我相信很快会有的。
在现当代史研究中，20世纪的中国是笼罩着革命硝烟和历史迷雾的地带，是真相与谎言搏斗的战场。有道德良知和深厚研究功力的学者在极受限制的条件下熬炼着自己的火眼金睛，以在学术性上的艰苦努力不断地突破禁区、超越藩篱，而在客观上所推动的不仅仅是该领域的学术进步，更是社会思想的进步。高华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固然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座丰碑，其在学术上求真奋斗的心路历程更有激励来者的思想价值，这也正是在近日悼念高华的思潮中最为人们所感动的。在《革命年代》的“后记”中，高华的自述对于理解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前后两个阶段中的成长和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形成有重要价值：“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止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进入新世纪后，资本和权力的扩张使得思考的空间更显得逼仄，面对着渗入到大学校园的项目化、数字化、标准化的压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头读书和研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我认为这段文字值得铭刻在学者的案板上。在《红》的后记中，高华谈到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写作所遇到的窘境以及所留下的遗憾，作为体制内的学者无法在体制中获得对研究的任何资助，这本身就是对当今学术体制的无言批判。
高华强调在党史研究中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心的考辨，以求揭示历史真实，而避免由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在《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见《革命年代》)中，他认为“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他指出政治人物的文集都为事后所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在使用时要小心、谨慎、考辨、核查。领导人的年谱也一样，他认为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回避敏感问题。而对于在“文革”中由红卫兵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则认为很有价值，其中收入的毛泽东的讲话大都未编入大陆出版的各种毛泽东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第327页)。他在文章中强调要有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底、小心的鉴别与判断和史识的修养和眼光，才能“真正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第331页)。
虽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呼唤历史档案的解密，但是在有深厚学术功力和求真求实精神的学者面前，企图以封锁档案来阻挠历史研究前进的步伐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和学术成果已经足以使研究者在对历史问题的基本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基本评价上取得洞悉真相的把握。在对《红》一书的审读中，主流权威机构也认为《红》的一大特色就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资料。高华对公开史料的卓越运用和深刻识见是极其鼓舞人心的，他为年青一代研究者树立了很好的范例：即使只能依靠公开出版物，通过精心的辨别和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真相、历史人物的伟大与卑劣、历史发展趋向的光明与黑暗、历史事件的真相与谎言等等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昭然若揭，所有的大是大非问题都已经朗然呈现。
有必要思考的是，在《红》案中某工作人员用11天的审读就得出了该书“双否定”的结论无疑是轻率的，但是在对高华的评价中小心地回避着什么或简单地贴上某种标签也同样是不可取的。在《红》的后记中，高华这样写道：“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这种情感和观念在他其他的文章中也有过表露，我认为这是高华真实的想法。同时，他也对自己价值关怀作出明确的表述：“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我想这两方面是认识和评价高华的基本要点。
在高华的文集序言、后记中，时有提到在他精神成长的过程曾读过和令他感动过的书籍，我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都会很熟悉和很感亲切的书单。在《红》和《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的后记或序言中，他提到很多书，其中既有《红旗飘飘》、《革命烈土诗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红日》、《林海雪原》、《红岩》、《鲁迅全集》等，更有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和等，他说“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这份书单正是对上述他对中国革命之“同情和理解”以及价值关怀的最好说明。
在现代史研究中，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修辞”也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后威权主义时代的史学写作中，有写作经验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修辞学家”，高华在这种修辞景观中更是难得的高手，其笔法之简炼、修辞把握之准确和重现历史氛围之生动，都使人佩服不已。他对于修辞策略的准确把握和恰当运用，既表现出探索的自由、学术的尊严，同时以建设性的努力推动着不可阻挡的学术独立、探索自由的潮流。从中可以看到，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在后威权时代的史学写作中已经走向成熟，就如史料的封锁无法阻挡探索者敏锐的目光一样，文字的“过滤”也难以阻隔在修辞策略推动下奔涌的思想交流。
一年多前我曾撰文介绍高华的书，当时我说很喜欢《在历史的风陵渡口》这个书名。现在高华走了，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它———会有更多的研究者行走和坚守在历史研究的风陵渡口，一直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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