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版。
《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这些年读书既乱且杂，总是感到书多而读不过来。比较起来，今年在专业阅读之外，我深感有意思的，应是几本个人回忆录。
第一本是去年大热的《巨流河》(天下文化2010年7月版)。其实这部大书我在2009年9月去台湾访学时就见到了。因为一向对畅销书有抗拒，所以当时只买了《大江大海1949》，将《巨流河》放在一边。接着是大陆的《巨流河》热，2010年出了三联版，上了好几个好书榜。所以，我读《巨流河》是先知而后读。但也无妨，我总感到在读书的问题上人与书的相遇是一种缘分，该你读的总会读到。就如人置身于天地之间，个人渺小、孤单犹如各安其所的沙砾，但人与人的相遇总是会因缘而生。
齐邦媛生长于战乱年代，一生可谓“颠沛流离”，但即使在如此际遇中，却仍然得以领受良好教育和人类优秀文化的熏陶，在战火纷飞之下仍得以吮饮文学艺术的甘泉。这让我们这些据说是活在承平、长在蓝天之下的一代人实在是太有感慨了，突然就想起过去人们说的“宁做太平犬、不当离乱人”其实也不一定对。齐老师自己说：“我开始谈文论艺是在晴天和月夜逃警报的时候”，“战争血淋淋的大刀切断了我病弱的童年”，她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在抗战的烽火中度过。于是，郊野、防空洞，都是温习的课堂；火焰旁、雨水中也是思考的地方。但即便如此，居然还有大学联考，她当时报考的志愿是：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报考的系科是哲学系、外文系。后来就读的武汉大学避难的地点虽然已转移到四川的乐山，仍在朱光潜的建议下读外文系，跟着朱先生念华兹华斯、莎士比亚……这些奇特的经历于我这类中学时代英文只学会never forget classstruggle(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人读来尤为感慨。曾几何时，战争都不能掐断的云雀、夜莺之声，却可以在名为某种“文化革命”的“和平”年代被彻底扼杀，而此种锥心的痛如今却为人所渐忘，或者是认为不值得一提了。历史是一条真正的巨流，它所冲刷的河岸岩壁既为形塑着、也记录着每一道潮汐、每一排浪涛，被遗忘和被有意遮蔽的历史总是会呈现出它的真实底色。读《巨流河》最感动的是当晚年友朋相聚、回首那条历史巨流的时候，陡然发现在大江大海的无情推荡、残酷相煎之下，惟有人性的温暖是一脉不绝如缕的溪流。
读《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版)，深感兴趣的是学者的成长，是他们在国家动荡、政治严酷的境况中如何学习和做学问的种种真切经历。赵俪生是历史学家，我大学时也是读的历史专业，时值“拨乱反正”不久，我们的老师津津乐道的总是史学界的“五朵金花”，即古史分期、农民起义、土地制度、民族融合和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而在这“五朵金花”之中，赵俪生的头上就插了三朵：农民战争研究、土地制度史和古史分期。
赵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外语系读书，是左翼学生，参加过属于中共阵营下的抗战活动。从左派学生、1949年之后的马列一派史学家到1958年被流放的右派，他的一生学问均无法摆脱与政治的关系。但是，他更基本的本色却仍然是涂写在学问这片田野中。他的回忆录一路看下去，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与他交集的各个时代活生生的各色人等。看看他大一时的老师，“都是赫赫名流”：教国文的是杨树达，英文教师是吴宓，哲学史教师是冯友兰，教逻辑的是张申府，……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名，在赵俪生的笔下，全都脱去了被宏大叙事强加上的类型面纱，显得个性突出，生动感人。他因为中学时英文学得好选的外语系，进去了却“很不得劲”，比如当时的系主任，多年讲课就是照念自己读大学时代笔记，很令人气闷；还有些老师上课就是让学生背作家的生卒年等等。他跨系去中文系听课，从闻一多的课获益良多，认为如果天假以年，“他会写出惊动几个世纪的东西来”。而对俞平伯，当时“却尊敬不起来”，在开学的晚会上，他看俞平伯和夫人演昆曲《活捉》，他承认俞氏夫妇的修养，但“心里总不是个味”……
讲到当时大学里的学生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刚好可以和齐邦媛笔下的学生作一个对照。赵俪生的大学时代选择了左翼阵营，他的周围聚集了一群有才华的左翼青年，写诗、写小说、写评论、翻译、办刊物，各有擅长，作者在晚年深情回忆“经历了自己青年期写作的旺盛阶段”。比赵俪生晚十多年读大学的齐邦媛，也见识过当年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但在父亲“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劝导下，并且看不惯某些左翼学生的做派，于是埋头英诗，从此一生与政治绝缘。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同，但是都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而非随波逐流。赵俪生后来并没有加入组织，“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除却环境的因素，人在青年时代所养成的价值观很多时候就是他一生的命运。从赵俪生和他妻子高昭一的文章中，处处看到特立独行的人与凡俗的人和事之不相容，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1949年以后，所以他们总不会如鱼得水般地、吃香喝辣地活着，而只能总是边缘的，赵俪生被打成“右派”顺理成章。即使在赵教授晚年有机会访问美国，他也是与主流相冲突的、与现世相背离的，所以并不愉快。
读《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大出版社2011年6月版)，从这位北京大学教授的自传，可以看到他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就是“埋头苦学”、“忍辱负重，把一切时间精力用于增长知识”，所以他求学时是不主张学生搞运动的；到了晚年还是坚持“做学生的是培育自己，有了真才实学才能济世救国”。但是这样一位宪法与行政法学者，可能更加关注法学理论的建树和技术层面，对于现实政治的认识似乎多取犬儒态度，会自我解嘲，为压迫者找寻合理依据。比如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际，还有些苦中作乐的味道，也算是提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标本吧。
以记忆抵抗遗忘，这句话业已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但是我仍然怀疑其有效性———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个人的历史、私人的记忆，尽管它们都很坚硬，但是最后到底能烙痛多少人的心灵、能挽救多少麻木的灵魂，我还是不抱太多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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