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由百道网和法国书业杂志Livres Hebdo，以及国际知名书业研究咨询机构RWCC联合举办，中国出版协会支持的首届“2016全球出版50强峰会”于8月24日下午2点在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举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会长邬书林，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建康，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童健、企鹅兰登全球CEO 杜乐盟（Markus Dohle），圣智学习集团国际总裁亚历山大•布罗赫（Alexander Broich），出版数字技术公司Klopotek North America执行副总裁兼COO戴维•赫瑟林顿（David Hetherington），以及 “全球出版50强排名”研究机构RWCC 创办人吕迪格•魏申巴特等国内外嘉宾出席峰会。峰会由百道网董事长、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首席顾问程三国，以及法国《书业》周刊法布里斯•皮奥主持。
峰会上，“全球出版五十强排名”研究机构RWCC 创办人吕迪格•魏申巴特发布了2016年全球出版业五十强 排名报告。今年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出版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集团五家公司上榜，并且，这五家出版集团全部进入前二十强；其中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两家公司进入了前十强。
在2016年全球出版五十强排名中，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排名第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排名第七，中国出版集团排名第十七，浙江出版集团排名第十八，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排名第二十。
《全球出版五十强排名》由法国《书业》杂志发起，由国际专业咨询公司RWCC执行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由六家国际书业媒体公司联合发布，包括中国的百道网、英国《书商》、德国杂志《图书报道》（buchreport）、美国《出版商周刊》以及《巴西出版新闻》（PublishNews Brazil）等。
吕迪格•魏申巴特表示，《2016全球出版五十强排行》主要依据2015年的销售收入数据，全球上榜出版集团机构数目与2014和2015相当，但总收入却显著提升。2015所有公司的总收入合计637.39亿欧元，较之2014年上升8%；与2013年相比，更是令人吃惊地提高了22%。
从全球出版的纵深度和广度来看，2014年的数据打破了之前数年的相对稳定性，2015年数据进一步拉升变化。这两年的数据呈现出持续增长、强者愈强的态势，全球出版十强总收入达到342亿欧元，较之2014年增长8%，比2013年提高了17%，在本排行的全球五十强中占比达54%。
邬书林：中国出版业未来展望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会长邬书林做“中国出版业未来展望”主旨演讲，他主要讲了四个核心观点，其一，他认为出版业目前是传媒业中非常坚挺的板块。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如此，他分析多种原因促成图书市场和纸质图书回升。《华盛顿邮报》在2014年3月～5月连续发表3篇书业回升的分析报告。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图书馆学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调查分析了2013年以后美国出版业回升的原因；首先，图书馆经费又重新用于购买纸质图书，过去十多年间，美国经济不景气，图书馆经费相对平稳。而图书馆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将绝大多数经费用于阅览室改造、数字化设备采购，使原来用于购买纸质书的经费大幅减少。经过十多年的改造，2013年美国大部分图书馆完成了数字化改造，经费又重新用于购买纸质图书，这对传统出版业是个利好。其次，读者依然倾向纸质图书阅读美国YouGov在一项对当下各年龄段阅读倾向的调查中显示：2000年后出生的人中，34%的受调查者认为数字化阅读不可能取代纸质阅读，只有7%的人认为数字化可以取代纸质阅读。这个数据使出版业更加坚定地要把图书做得更细、更好。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对传统出版业比较乐观的重要依据之一。68%的受调查者认为互联网虽能把信息进行整合，但能够使人静下心来阅读的依然是纸质图书。
其二，他认为中国大众出版持续拓展与提升的空间依然巨大。有四个主要因素助推，1. 阅读推广与全面阅读纳入国策 创造新的阅读环境，2. 网络渠道的多元化与实体渠道的转型升级为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网络书店不是一家独大带来更多渠道活力与生机； 11部委联合发文促进实体书店发展，让读者重新回到实体书店 ，让图书在实体空间能见度提高。3， 图书质量和品质提升满足读者文化消费升级需要。4，新的教育改革政策为学生创造更多阅读时间。
其三，他认为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学术出版中心。世界出版业的中心始终在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中心，从中可以发现知识和信息在人类文明与进步中的作用，出版传承着人类文明世界出版中心的变迁，例如：古希腊、中东、欧洲、英国、美国；中国的机会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巨大的经济规模，为我们学术出版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研发投入的稳步增长是发展中国学术出版不竭的内容来源，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为中国学术出版长远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宏大的研发队伍是发展中国学术出版的生力军，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科研生产国,仅次于美国，主要科研大国发文质量比较中国处于世界第五，相对健全的传播体系是发展中国学术出版的重要力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发展中国专业出版提供了空间。
其四，他认为出版业的未来在于出版的核心功能不可替代。 对出版未来的能否生存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过，在过去的20年中，信息技术有了革命性的进步，对人类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深刻地改变了出版业的外部生存环境与出版业自身的运行，甚至出现了“出版业还能不能生存”的讨论。出版工作应当是知识生产传播的组织者，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传承文明是出版的本质功能，也是出版业永不凋落的根本原因。
龚曙光：纠缠的前行
12年前我对媒体说过，屏阅读和纸阅读的关系，将始终在屏阅读对纸阅读的替代的大格局下，走过20到30年的交互发展期。在这个过程中，屏媒持续增长，纸媒持续跌落。而由于屏媒涨得不够快，纸媒跌得不够狠，所以将为人类创造一个最丰富、最愉快、拥有诸多阅读物的时代。这个时代在过去没有过，在未来也不一定会有。
如今看起来，我们似乎已经处在我所预言的20至30年中，也就是我们充分享受着纸媒所带来的阅读快乐和屏媒所带来的阅读便捷与便宜。但是事实上，现在并不是这样。第一，现在阅读的人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第二，纸媒与屏媒的关系，似乎也不是我所简单描述的，屏媒持续增长，以至于未来基本替代，纸媒持续滑落，以至于未来基本被替代。现在的情况至少证明了“阅读的狂欢”没有出现，屏媒和纸媒相互替代的关系不够清晰。也就是说，我12年前的预言应该是不对的，至少是部分不对的。
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我思维的单向性。我是一个技术发展论者，一直把人类历史用技术来划分。在我的历史分期中只有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内燃机时代等等，而不会以经济划分历史，以政治划分历史或者以文化来划分历史。所以，我完全把互联网作为了创造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一项技术，并以此来看待一个行业的发展。当然，我今天依然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那就是互联网时代，就像青铜器、铁器、内燃机时代一样，将是人类一个重要的历史纪元。但是这样的一种历史纪元是不是如此精准地符合出版这样一个小行业？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我国出版至少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出版在工具型阅读与体验型阅读，或者说是赏析性阅读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岔——屏阅读以最快的速度占据了工具性阅读。工具性阅读在科学出版、专业出版等概念中，主要被当作知识摄取的简单方式和渠道，屏阅读完全呈现出替代之势。第二，体验型阅读在经历了由屏阅读所带来的新鲜体验之后并没有持续上涨。也就是说，人类养成的传统的欣赏性阅读习惯既没有被屏阅读替代，也没有被屏阅读摧毁。这里面不是屏重屏轻、屏贵屏贱等枝节性问题，而是读书本身就与被阅读对象以及阅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读一本小说或诗集的时候，可能会关注这本书的开本、纸的厚薄、纸的手感，以及当下的阅读环境等等。这一切都是阅读过程中很重要的体验，而过去我们在谈论屏与纸阅读关系的时候忽略了。我们总认为阅读只提供内容，而不提供审美，或者不提供与审美相联系的其他功能，这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疏漏。
刚才邬署长也说，大众阅读未来会不会被屏快速地替代？我认为迅速的替代是不可能的。我甚至认为，在大众阅读领域，纸阅读是否最终会被替代，这也还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传统出版可能还会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乃至于最终不会被完全替代，我认为只可能发生在这个领域：那就是它既要传导内容，还要提供传导内容的方式和承载内容与审美体验。屏的体验当然会优化，这就需要技术迭代。如果我们将现在的屏定位于1.0版本，那么未来会有2.0、3.0版本。迭代一次，体验就优化一次，屏对纸的替代就推进一次。
教育出版兼有更强的工具性，同时又是家庭和学校培育学生阅读审美的一个标的物。在这个意义上，人为的因素将强化人们对于纸质图书的依赖。第一，更多的老师或者学校愿意把书交给孩子，而不是把屏交给孩子。到目前为止，阅读文化的载体还是纸质阅读，而不是屏阅读。第二，更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读纸质书，而不是读屏。屏除了对孩子的视力形成影响，是否还会因为微弱的辐射对孩子的身体形成伤害，目前依然是家长的一大疑虑。而且，屏在提供阅读的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娱乐，家长对于屏不能完全掌握，于是只能把屏拿走，断绝孩子和娱乐的关系，所以家长更愿意把纸质书交给孩子。
基于三种不同的出版类型，屏和纸的关系就变得复杂了。一半问题在于，不同图书品种的未来是否被屏所替代？另外一半是，我们更关注的是由纸到屏的过程中读者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可以负责任地说，在由纸到屏的过程中，读者是减少了。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一部分人到了屏阅读，一部分人到了屏娱乐。这就导致读者人数的流失、阅读的时间流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刚才邬署长给我们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出版未来，认为出版还有很大的增量，认为出版还有很快的增长。我的看法更消极一些，我认为中国的出版总量已经不小，中国的有效阅读空间已经不大。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不在整体上提高全民阅读的参与度，政府和社会不能有效地提高全民阅读参与的热忱和实效性，中国图书增长的空间在短期内是有限的。
我们不能把如此一个泱泱大国出版的增量完全寄托在现在正在实现的二胎放开政策上。实际上，现在全社会生二胎的意愿也比我们预想的低得多。所以，中国出版被影响的核心要素在由纸到屏的过程中，屏阅读被屏娱乐所侵占。这个侵占甚至还有发展、强化的态势。这样一来，中国的出版物不管是在纸上还是在屏上都将是下降的。我们作为出版人，不管未来做屏还是做纸，首先要关注全社会阅读率是不是提高，全社会的阅读人群是不是增加，全社会的有效购买是不是提高。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任何预测都是没有意义的。
由此可见，屏与纸的关系并非线性的替代关系，在交互的发展中是纠结的，也是纠缠的。归结这些非理性的分析或者非科学的表达，我认为作为一个当下的出版人，一方面，必须要重视屏，因为屏是主流，是未来，依然是替代之物。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做屏阅读的时候，屏阅读没有那么好做，也不是简单就能够打败纸阅读的。所以我们必须有耐心，有韧性，硬着头去做，希望能等到屏替代纸的那一天。另一方面，我们依然不能放弃纸，甚至还要发力发狠来做纸书，因为现在纸书是我们的行业粮仓，是我们的经济支柱，是我们的利润来源。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发力发狠做纸书，我们效率会降低，困难会增加。我们做着纸书的时候，纸书依然在慢慢被替代。我之所以用“纠缠中的前行”来作为我的演讲题目，就是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的当代出版人，都没有爽朗、轻快的那一天，我们不能简单取舍，也不可轻易取胜，甚至我们可能即使在赢得了屏阅读后，却还是丢失了读者。虽然我们扎扎实实、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艰苦卓绝，但每前行一步都有主观的纠结，客观的纠缠。这便是我所说的“纠缠的前行”。谢谢。
张建康：辨明方向，加速融合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建康先生在演讲中说，“我们出版人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什么时候纸质书和数字产品都能做得很强了，我们出版的春天就来了。但是我们凤凰集团的人也相信‘书比天大’，做出版一定要把书做好，把内容做好。纸书是受到了挤压，但是从这几年的发展来看，我们欣喜地看到是纸书还在增长。所以我们相信，纸书不会灭亡，在未来一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在以纸书为源头的数字化和多媒体融合出版方面，凤凰出版集团在内容上，在与技术的结合上，在多平台发布上，在出版流程的数字化升级上全面布局；扎实进行数字化基础建设，全国第三、华东地区最大的单体数据中心，建筑面积25000平米，机柜数量3054个，中心年收入达到1.8亿元；大力推动数字化内容生产，教育出版是凤凰集团的主业和传统优势，凤凰版课标教材进行了多媒体数字化开发，完成小学、初中、高中主学科近百个品种数字化教材的开发，形态涵盖光盘版、移动端版和网络版。累计发行超过5千万份，销售码洋达到2亿元。研发了课堂教学系统、学生学习系统、教育服务系统，目前使用学校超过1000所，与职业教育课程资源出版相结合，开发了三维互动虚拟实训系统，已完成30个专业大类200门精品课程建设，用户覆盖全国各省市，江苏省内58所国家级示范校和四星级以上职业类院校全部使用。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6033万元。加强与中移动、电信等渠道合作，研发了很多数字阅读产品。
从2011年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连续五年独家中标江苏省数字农家书屋项目，为上万个农家书屋提供数字阅读服务，顺应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形势，打造了“网站+手机端+大屏”的全民阅读解决方案。高端数字阅读和版权运营方面，文艺社与数媒公司去年合资成立了专业的网络出版机构，进行了杨澜《世界很大，幸好有你》，热播影视剧《蜀山战记》、《谎言西西里》的全媒体出版。2014年，以8000万美元完成了对美国出版国际公司（PIL）的收购。积极建设专业化平台，拓展内容发布渠道，学科网，这是全国最大的教学资源门户网站，拥有试卷、课件、教案、教学视频、素材、作文等教学资源550多万套，会员数超过1500万，服务学校超过10000所。参股中国电信旗下的超大规模数字阅读平台天翼阅读，该平台已有注册用户突破2.4亿，图文阅读内容超过35万册。拥有两个在国内非常有影响的单机游戏资讯网站游侠网、3DM网，它们总的日均页面访问量超过3000万，在全国数字版单机游戏销售市场合计占有超过70%的份额；抓住数字化带来的产业机遇，积极拓展游戏、影视等相关产业，实现以内容为核心的产业链延伸，凤凰传媒已经拥有了三家影视公司、三家游戏公司，成功开发了多种优质的内容：在影视领域，包括《父亲的身份》、《左耳》、《山海经》等近期热播的影视剧；在游戏领域，包括去年暑期销量超过40万套的单机游戏《侠客风云》，由上海慕和公司开发的魔卡幻想XBOX版游戏这个月已经开始在微软Xbox平台美加地区上线运营。
童健：用互联网刷新传统出版
互联网究竟是传统出版的终结者还是助推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童健在他的演讲中谈到了“用互联网刷新传统出版”的观点。
一直以来，我国图书出版、发行主要依靠新华书店和民营渠道，营销和发行手段都比较单一，卖书难、买书难的问题一段时间在我国是同时存在的。童健表示，互联网尤其是大数据的应用，使出版社能够获得大量的市场信息，准确了解读者需求，提高选题开发的针对性。互联网为出版者提供了更多的营销和发行手段。互联网的出现丰富了营销手段，降低了营销成本，拓展了发行空间，为图书实现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搭建了平台。
互联网为出版社充分开发内容资源提供了技术支撑。过去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出版社对于内容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很有限。在互联网时代，现代信息技术为深度开发内容资源、实现内容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插上了翅膀。
他在演讲中提到，浙江出版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是历史文化优势。浙江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资源丰富，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和良好的人文环境；二是市场资源优势，浙江是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市场活跃，消费水平高，尤其是互联网经济很发达，居民网络消费能力居全国前列。2015年，浙江省网络零售额占全国网络零售总额的五分之一，居全国的第二位。比如现在支付宝的人均支付金额居全国第二，在天猫、当当、京东线上购书也分别居全国的第三、第六和第七位；三是传统出版的优势，作为一家以主业立身的出版企业，浙江集团传统出版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并形成了内容资源、品牌、人才、渠道、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集团旗下的浙江省新华书店，在技术应用、连锁经营、中盘服务等方面已居全国领先地位。无论是从国内图书市场的现状看，还是从浙江出版本身具有的优势看，我们都有理由对做强、做优、做大传统出版充满信心。
浙江出版将着力两大工程和四大平台。两大工程，第一，“万千百十”出版提升工程，即每年出书一万种以上，开发市场新书达到两千种以上，完成各类重点出版项目一百种以上，形成畅销图书十种以上，以此来打造以重点书、畅销书为引领，常销书为基础的产品集群。通过实施这一工程，强化内容资源建设，提升优质内容资源的掌控能力和价值提升能力，把握互联网时代出版发展的主动权。第二，实体书店提升改造工程，即对全省的实体书店卖场进行改造和提升，目前是打造阅读氛围浓厚、消费体验度高的智慧书城，发展一批多层次、多业态的文化消费综合体，试图通过实施这一工程来加快实体书店的创新发展，更好地与现代科技相融合，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建设具有地域特色、文化品牌突显的城市文化地标。
四大平台，一是在线教育服务平台 “青云e学”，通过自主研发、合作共享，加强硬件、平台、内容和渠道建设，开展数字教育、资源的集成化服务与运营，努力发展成为具有内容优势和区域特色的在线教育服务平台；二是博库全媒体文化传播平台，以现在的博库网为基础，整合传统与数字化出版资源，经营纸质书、电子书、文化类等产品，涵盖互联网、移动互联、线下体验店三大消费，致力于打造成移动多媒体文化消费的综合平台；三是出版物综合数据信息开放式服务平台，就是利用开放书籍和市场资源，建成能够提供行业数据交换、大数据分析和移动互联等多种信息服务式的开放平台，并且与战略合作伙伴共建全球出版数据联合制作和服务中心；四是物联网智慧物流平台，以浙江省物流系统为基础，对全省进行了升级改造，打造集文化物流和商业物流，供应链物流和电子商务物流，企业物流和社会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物流。
童健说，希望通过这四大平台的建设，促进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互联互通，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实现出版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机整合，以此加快传统出版产业的市场化、社会化和全球化自进程。
亚历山大·布罗赫：教育出版缓慢但稳步地向数字化转型
圣智学习的国际总裁亚历山大·布罗赫在演讲中，谈到在中国开展业务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主要不同之一是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独特的。考虑到这一点，圣智学习专注于三大关键领域以获得成功：1）支持政府项目，2）理解本土市场的独特需求，3）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布罗赫先生也谈到在中国进行教育出版与世界其他地方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国无疑有着独特的商业环境，但在这里我们与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碰到了许多同样的机遇与挑战，比如说寻找合适的价格水平，以及缓慢但稳步地向数字化转型。
他重点提到教育数字化转型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似性。他说，我们在全球都看到教师和学生渴望参与到新的学习方式中，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圣智学习在美国的教材和数字化领域有很强的领导地位，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到学习材料中，提升他们的整体表现。MindTap教学平台是我们最成功的数字产品，他们期待将MindTap的本土化版本导入全球其他地区的经验，以及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将帮助我们重塑这一平台，将有效的学习更广泛地推广至全中国。
他在世界出版五十强峰会上告诉听众，在圣智的产品开发过程中将学生置于首位。在过去的一至两年中，聚焦于更加理解学生的学习方式，从而找到更好的方法帮助他们成功。“教师始终是拼图的关键一环，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办法连接学生与教师，最终的目标是为学生生活和学习提供全力支持。”
戴维•赫瑟林顿：我们覆盖整个出版行业的价值链
全球领先出版技术公司Klopotek是一家全球性的软件公司，该公司有20多年出版行业的丰富经验，在全球有4万个用户，有175个授权的软件专业人士，在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Klopotek 北美公司首席运营官戴维•赫瑟林顿表示，相信很快也会地在中国建立办事处。
Klopotek 北美公司首席运营官戴维•赫瑟林顿先生介绍到，该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53亿欧元，管理300万的订阅量，160万份作者合同，46亿欧元出版营业额，5亿欧元的版税，75万份作者版税报表。同时通过Klopotek的Management处理在全球480万份的出版物、产品和内容，我们所支持的这些业务主要是涉及到整个出版业。Klopotek覆盖整个出版行业的价值链，从规划和产品创新开始，版权和特许的版权费、生产、营销、销售、顾客订购、旅行和金融，这是整个端到端的解决方案。戴维•赫瑟林顿谈到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市场上做这么多的投入呢？因为在中国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他们利用普华永道的信息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的增长机会巨大，主要是由于这里人口众多，而且人们非常重视教育。而且中国会从其他的国家来进口版权，同时更重视版权的出口。Klopote现在有版权的销售产品，现在来到中国，他还谈到在接下来的几天都会参加书展，在书展上推荐其中文版本的产品和服务。该公司正在中国市场招聘版权销售经理，提供英语和中文的界面。
CEO对谈：企鹅兰登全球CEO杜乐盟、百道网董事长程三国、RWCC 吕迪格·魏申巴特
“全球出版五十强峰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百道网董事长程三国和RWCC创办人吕迪格·魏申巴特一起与企鹅兰登书屋全球CEO杜乐盟进行对谈。杜乐盟表示，企鹅兰登书屋有250名独立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出版品牌，有很好的土壤来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他们每年出版15万种新书，有很好的专业才能，也有创新精神。因此，我就是要给他们提供服务，来给他们提供资源，给他们提供动力，对他们进行赋权。
他认为，在过去15年的数字转型当中，图书出版行业做得非常不错。实际上也推出了一系列盈利的数字商业模型，还有实体的商业模式。因此，图书出版业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即使从现在开始100年之后，这些纸质书籍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印刷的书籍永远都很重要，当然数字的媒体，数字出版业也很重要，这二者都非常重要，他说，希望在纸质和电子书方面都能够有增长。
他把印刷版图书比做一个杀手级的应用或者设备，他说，“我总是相信，纸书仍然是我们业务很大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应该逃离纸书，我们也不应该把我们的业务分为老的和新的，纸书和电子书等等。”
企鹅兰登书屋全球的业务80%是纸书，20%的是数字。杜乐盟认为，他们从未逃离纸书，前两年电子书发展高潮的时候，很多出版商那时候特别的恐慌，他们希望大幅度在推翻他们的仓库、印刷、生产等这些实体的基础设施。而企鹅兰登书屋却不断地在我们纸书和物理的能力上进行投入，“我们把它称为这样一个战略，每个人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方向走，我们是按照相反的方向来走。我们是在纸书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投入，比如我们在供应链效率方面我们进行了投资，使我们供应链的效率在美国不断地上升，这使我们卖书的业务更加高效，利润能力也更高，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比例。”
在谈到书店的未来时，他认为纸书的发展是一个稳定化的过程，这种稳定是的结果是关于整个零售的生态系统。实体书店是唯一最重要的读书者要去找到书的主要场所。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能够循环书的体系，要确保读者能够发现新的书和更加伟大的故事。作为出版商，一定要确保有丰富的图书类型，更加好的发现平台，让读者能够快速地找到。他认为，不管书店在未来长什么样，也许是一个很大的，超级大的书店，或者是非常小的独立的书店。“无论是哪一种，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书店的，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找书最好的一个地方。”
在现场听众提问环节，有来自电子书订阅平台提问杜乐盟如何看待电子书订阅的问题。杜乐盟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不觉得整个的图书出版行业真的需要所谓的订阅的这种模式，而且也不觉得订阅就是符合客户的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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