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百年，又值龚祥瑞先生诞辰100周年，《盲人奥利翁———龚祥瑞自传》的出版，让大家得以窥见中国一代法学家心路历程，以及中国百年法学的坎坷发展。
写作此书时，龚祥瑞已是垂暮之年，世事声名将入虚无，忆述过往，仿如镜中窥己，反省与温情相间。这本执笔三年的自传，是龚祥瑞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持“生命的意义在于内心世界的体验”这一信念，他下笔内敛克制，无刻意为之的通达脱透。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一文中，作者刘大生以贴标签的形式，给龚祥瑞先生归以“灰色法学家”之称，将其定为经院研究派的典型，功底深厚，著述颇丰，但因与政治、社会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故而未闻达于世间。
但其实，龚祥瑞并不规避“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理想化诉求。作为中国法学界的前辈，龚祥瑞多有别开生面之功。他早年致力于中国的文官制度建设，晚年则将领域拓展到中国的宪政与法治进程。文革后，法学历尽坎坷在以改革开放为主调的中国涅槃重生，他是推动当代法学复苏重生的中流砥柱之一。
龚祥瑞亲历20世纪风云变幻，深味历史变迁残酷无情，认为以一己之力，无从满足一代人的社会希望，但在满足青年人的求知欲上，值得一搏，终为“高徒之师”。一张龚祥瑞与学生的合影，在网上流传甚广。照片摄于龚家后花园，彼时拥立龚先生左右的学生，现在都成就斐然载名载誉，令人敬之叹之。
1996年，85岁的龚祥瑞静默谢世，无甚哀荣。15年后，他的亲笔自传才得以出版面世。龚祥瑞的学生著名律师陈有西说，“期待这本自传的出版能够引起人们对中国法学和中国宪政道路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引领更多法律学人步先贤余泽而前行”，这本书是当代中国法学界自由知识精英罕见的全记录。
龚祥瑞在北京大学执教时填写的个人履历。
早岁已知世事艰 敏思敏感力行远
龚祥瑞生于清末“五口通商”口岸城市浙江宁波，出生之日，1911年7月3日，其父头上蓄留四十多年的辫子，被守城门的乡勇剪去。得子失辫，恰是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一个私人投影。是年，出现了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将在中国掀起政权争锋大浪的两位主角，毛泽东和蒋介石，一位18岁，一位24岁，正蓄养精锐各求其所。
龚父家无恒产，亦无文化，在邻里乡间做小生意养家，为人谨慎，安分守己。龚母打零工补贴家用，坚毅乐观，行事果敢。龚祥瑞自察兼具此二种品格，之后世事变迁，他小心进退，审时度势，在谨小慎微的循规蹈矩，与执著勇毅的特立独行中，从容地安身立命。
生于清贫之家，周围多是辛苦恣睢的人们，耳闻目见很多挨侮受辱的凄惨悲怆之事，逼着幼年龚祥瑞以成熟的眼光打量周遭世界。龚祥瑞回忆幼时雪夜，最大的温暖是在沿江脚夫居住的土屋里，围着篝火听他们述说日常之事。底层民众的艰辛与坚韧，让他对人性多有思考。
宁波开放得早，基督教文化扎根较深，龚家皆受洗入教。龚祥瑞顺势在教会学校完成中小学教育。少年情怀，浪漫张扬，适逢革命洪流冲击，龚祥瑞积极参加学生游行与政治辩论，并与同学成立“爱美剧社”自编自演抗日话剧。
中学毕业后，龚祥瑞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入读上海教会大学“沪江大学”生物系，期间，由于才华出众，被一位生物学教授看中，这位教授答应资助他读完大学的全部费用，并保证他毕业后可以步入“高级华人”的行列。
然而，年轻的龚祥瑞看到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治腐败，官吏无能、生灵涂炭”，更向往在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铺设“民主轨道”。政治学比生物学更接近他所熟悉的生命；同时，虑及在国立大学受教，比在教会大学受教，更符合爱国救国的价值观。龚祥瑞离开沪江大学，报考了清华大学，成功入学后，转而选学政治学。
龚祥瑞撰写自传时手书题解，自喻为盲人奥里翁。
振衣千仞冈 濯足万里流
在清华大学，龚祥瑞受学钱端升、张若溪、萧公权、梁启超等名家。他以蔡元培先生的“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的训诫为圭臬，怀揣“先把自己铸成大器，然后以言兴邦，以文振华”之志，在三年宁静致远的大学岁月，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
政治学既需要严密逻辑能力和丰富的敏感性，又要有热心关注公共事务的激情，龚祥瑞颇感如意适志，酌乎其中，立下宏愿：要为贫弱中国造就遵纪守法、效率卓著的行政人员，并深信中国能在民主与法制的框架中，建立并发展现代公务员制度。此愿贯其一生，至死未达。
当时蜚声中外、才气纵横的学者钱端升，对勤奋聪明的龚祥瑞多有赏识，在他的指导下，龚祥瑞与比他大一级的学长楼邦彦，倾注“吏治救国”的理想，合写了一本《欧美员吏制度》，并付梓出版。1935年大学毕业，龚祥瑞全力准备第三届留美公费生的考试，足不出户，苦心修炼备战，最后成功考取。考场归来整理床铺，枕头下尽是密密麻麻的臭虫。
因为发现留美归国的学长为人轻浮，不学无术，龚祥瑞弃美择英，独具慧眼地选择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公务员任用制”。其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云集了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拉斯基、詹宁斯、罗伯逊、劳纳、哈耶克等都在其中任教，学派纷纭，各领风骚。
“留英岁月”的篇章之始，龚祥瑞叙写了一个寓言般的故事，他在英国的夕阳下独自散步，遇到一位老人，相与交谈，老人善意地告诉他，人终有一死，而生活全部的经验就是不要走极端。温顺地迎合历史波澜，并将其当做既定事实接受下来，是之后龚祥瑞在动荡的社会里行事的策略。
著名的政治学教授拉斯基，为龚祥瑞留英期间的导师。拉斯基在国家权力与自由民主之关系的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力敌当时漫天飞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龚祥瑞在英国所学的，与其说是行政法学，不如说是民主宪政学。通过硕士学位考试后，龚祥瑞取得延长留学一年的机会，经拉斯基的介绍，去巴黎大学攻读行政法学。
在龚祥瑞教授家后花园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岸遥未敢蹉跎 国破思学犹甚
1939年，龚祥瑞留学归国，国内抗战已经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至边城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28岁的他受聘联大清华，并负责由其师钱端升发起主持的“行政研究室”。国难当头，治学与救国的矛盾，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的迷津。龚祥瑞仍持早年信念，求知求真，研究政治而不从政。
第一学期结束后的暑假，龚祥瑞孤身一人前往云南滇池旁的西山太华寺，闭门写新学期“政治学概论”教案，在这个“一碧万顷楼”度过夏天，远离尘嚣，深潜学海，仿如隐士。龚祥瑞之后不断回味，特别是在政治风暴的年代，这个夏天的记忆，成为他内心的桃源梦忆。
由龚祥瑞执教的“政治学概论”，丰富而系统，霍布豪斯的形而上学国家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霍布斯的主权国家论，都被纳入其中，以理想主义的国家观为衡量政府行为的标尺，以民主社会主义的中间路线作尾，穿插当时国际形势问题，极受西南联大学生欢迎。
课堂的成功，令龚祥瑞大增学术激情。而回忆时，他也看到自己当时可笑的幼稚，满腹经纶，脱离实际。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这位满脑政治理论的年轻学者看来，类似于英国战时内阁的办法，需实行“党派休战协定”。他自嘲，这种见解，在内行人看来幼稚可笑，在党人看来则可恶。
留学归来的前四年，龚祥瑞致全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将自己禁锢在教室和行政研究室里，主动绝缘于校内外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期间觅得佳偶，结婚成家。教书育人，坐而论道，潜心于学，正合乎他理想中的状态；但现实烽火残酷，救国渺茫，个人与国家的前途都黯然。
1943年，受国民政府驻莫斯科大使蒋廷黻推荐，经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同意，龚祥瑞到重庆国民党团中央干部训练组任组长，之后被任命为青年干部学校副教务处长，为该校主持两次招生考试，唯才是举，不徇私情，深得蒋家父子赏识。
这是国民党执政时期，龚祥瑞离权力中心最近的时候，他难忘彼时学以致用的满足感，但也意识到，这只是自己在进行一次行政理论的实验，可看作是自己政治研究中的实践部分。所以后来因党内内部斗争，他尴尬地避退而出，在中央大学继续教学生涯，并无受挫之感。
注视着废墟上的胜利者
抗战结束，龚祥瑞再次踏入政界，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身份，带队赴全国各地考察私营企业、工矿企业，研究公务员和工矿企业管理制度。之后作为考试院团副团长，率领考试院“高等文官考试”中获选的人才，出国考察英、美、法、瑞士等国的战后文官制度新发展。而他再一次迈出国门，则是在36年以后的1983年。
战后文官制度的考察，对龚祥瑞来说，是一次坚固学术信仰的过程。他所倾心的“吏治救国”，逻辑线条更加清晰，即改造社会，应该先改造政府，而改造政府则应先从行政制度着手。但是现实政治与理想相去甚远，龚祥瑞再次从政界返回大学，执教北大。认为只要有完备的关于政治的科学知识，终有一天可以救国济世，而这个国并不一定非是中华民国。
1949年1月31日，龚祥瑞夹在人群中观看共产党军队入北平城的仪式，群情激昂，热火朝天，龚祥瑞觉得历史至此，乃大势所趋，故而决心留在大陆，不跟“国民党走了”。
他写道：“我怀着清醒的同情心，注视着废墟上的胜利者，相信历史的演进是不可逆转的。”自此，龚祥瑞的人生进入新的阶段，在此之前，他是心怀壮志的年轻学者，以行政法学为业，自信可以超越现实研究学术，再以学术之果，改造现实社会。在此之后，他将历经政治运动沧桑沉浮。
这本自传的语言，也随之发生改变，从诗意文雅到充斥着各类意识形态名词，下笔谨慎克制。他的思考，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之前，都是从个人感受出发，反思自己为人为学的原则，之后，他把反思更多地放在普遍的人性和社会制度之上，理性而冷静。
龚祥瑞以一个行政法学研究者的眼光，观察新政权，它的有序团结，让龚祥瑞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充满敬仰之情。
开国大典两个月后，龚祥瑞主动要求去共产党的行政机关学习，获准后，他到中共中央政府三大指导委员会之一的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学习，“接受新思想”，认真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共治国新理念。
对历史的反思凝成几千字
1950年，龚祥瑞被派到湖北武昌、汉口参加“土改工作队”，他观看了农村土改、复仇诉苦斗争大会、对地主富农的控诉、审判和行刑。龚祥瑞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写道：“我是站在中间的———既无民愤，也不怜悯。”
之后三年，龚祥瑞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国家法教研室工作，参与集体编写参考教材。1954年，龚祥瑞重返北京大学法律系，被要求任教“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课程，教学大纲明确要求此课程目的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虚伪。当“反面教员”让龚祥瑞煞费苦心，既要肯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民主法治原则，又要揭露其阴暗面，但是任何制度都有两面性，精通西方政治制度的他，倒还是能找出一些真实的例子，来符合要求的揭露。
他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在1956年批判自己的老师拉斯基的改良主义国家学说。“这是我学术上抹不去的污点”。而拉斯基是龚祥瑞这本自传里着墨最多的人。
“反右”开始后，龚祥瑞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参加了对恩师钱端升、同辈友人王铁崖、楼邦彦等人的批判。龚祥瑞的学生、北大法学教授姜明安说，这是龚祥瑞一生中最不愿提及的历史。
姜明安告诉记者，他在阅读这本自传时，期待龚老师对反右往事多一些反思，但是最终比较失望，龚祥瑞只用了几千字来写这一段历史。“毕竟人无完人，龚祥瑞先生也一样，但他自己肯定有他的反省。”
龚祥瑞在书中给出的解释是，自己当时是追随“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气韵，批判他们，是一种符合政治正确的表演，为了过关，只是没料到他们都被划成右派。“但我不能不承认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有私心。”
1958年，龚祥瑞不小心犯了“政治错误”，全系师生被发动起来写大字报批判他。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看到大字报后，跑来拉着龚祥瑞的手说：“你讲得对嘛！来！来！我们拍个照留个纪念吧！”
社会的复杂性 人的不完备性
大跃进时期，龚祥瑞又成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他在书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原材料是当时的一些报纸文摘，让自己的思想隐藏在事实背后。“我对所有运动都表示赞同”，他并没有给出自己事后思考后的判断，坦白自己当时的中间派的立场、杂色的观点，都是事实。
“要生存就得接受批判；要继续就得承认改造。”文革开始后，龚祥瑞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在狂风骤雨中，可能会遭灭顶之灾，权衡轻重后，决定选择“造反有理”的策略，与其等着挨批挨打，不如先发制人，主动站出来，大胆揭露本单位问题。
被打成“黑帮分子”后，龚祥瑞以“忍”字相抵。红卫兵飞扬跋扈，让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柔顺为之。他分析人性有善良的一面，也有残酷的一面，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没有过多地反思自己的行为，但是把反思透射到自己的研究领域：“我承认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不完备性，否则吾人将丧失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的全部依据了。”
法律史学者、龚祥瑞的学生何勤华说，反右和文革，都是扭曲心灵的特殊时期，龚祥瑞的做法，虽为人所轻视，但终究是有他的苦衷的。而龚祥瑞自己则在后记中写道：“凡是真实的，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而且直至今日，我还未能找到区分正确与谬误的界限，这显然是我们生活时代的悲剧。”
1971年，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龚祥瑞被召回翻译尼的作品《六次危机》，之后十年，他一直在北大法律系编译室从事翻译工作，至1980年，时隔26年重返大学讲坛。“我不认为这些年是蹉跎岁月”，“只有受益，受到深刻实践教育的益处”。
柳老犹飞絮 清明自在心
龚祥瑞69岁重返大学讲台，开设“比较宪法”与“比较行政法”课程，年轻时辛勤求学所得，在滞闷多年后，于晚年热烈绽放。
姜明安笑着说：“龚祥瑞早年喜爱冷静的詹宁斯，甚于激情的拉斯基，但是他自己讲课时，明显更接近拉斯基的课堂风格，激情，充满感染力，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几乎都会被他影响。”龚祥瑞的课堂讲义整理而成《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一书，是当时宪政领域内最好的教科书。
龚祥瑞最后的16年，拼全力发光发热，以培育宪政人才为己任。在课堂上，飞扬恣意授学。把出国考察当做再次留学机会。在课堂外，他不顾年高，带领学生到全国各地法院对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研究成果为《宪政的理想与现实》、《法律的理想与现实》。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学成为热门学科，龚祥瑞写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等著名论文。政治高温退去，理想主义冷却，他仍鼓励学生：“真理是客观存在，人人都可以追求。至于各人自认的真理，则是任何人既无权压制，也无权强制人服从的。”
1996年，龚祥瑞去世。他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是根据他1996年2月在美国旧金山“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形势叙谈会”上的发言稿整理。题为《谈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
那篇文章的结尾如下：“作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送走过八十五载的风风雨雨和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岁月，我仍愿随着现年四十多岁的青年人……为子孙后代永享公民的政治权利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诸项权利、走人类共同的路，而努力下去，决不回头，一直走到底，走到跑道的终点。”
龚氏语录
我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大陆而感到自豪，即使在最不幸的“文革”时期，我也同样感到自豪，因为我有机会经历了这一切，因为我有比美籍华人和台湾港澳同胞所未能有的更深刻的切身体会，能更了解我国的国情。我把那些年代的种种灾难和不幸都看作我国历史必然发生的事情而平静地接受下来。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著名法学家在为其所从事的事业而捐躯者不少，如商鞅、李斯等等。一个法学家和法学、法律工作者，当他从这条严峻的道路上起步那天起，就意味着要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的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
我是主张学以致用，并以“坐而论道”、“为民立言”而自满。逢好年代，我也主张“学而仕则优”，比如说，现今二十几的青年到了21世纪有了现代化知识———尤其是法学知识———正是奉献的时机。好高骛远，想一举成名而成英雄或一鸣惊人则是徒劳的。
我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历史传统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一切传统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的过客。所以我既不忽视传统而逃避现实，也不蹈常袭故而固步自封。我是在追求中回顾，又是在回顾中追求的。你们可以举把火把我的书烧成灰，但我自信，它的浓烟烈火将化为下一代人的法学之光。
凡是真实的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而且直至今日，我还未能找到区分正确与谬误的界限。其实不拘什么时代，但凡有血有肉有灵的个体，不论其社会地位是高是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美是丑，总是有限的、片面的，甚至是不伦不类、荒谬可笑的。一切事物，即使貌似真实，也未必正确，似应容得下任何性质的批判或扭曲。因为我承认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不完备性，否则吾人就将丧失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的全部依据了。因此，我要感谢过去与我相遇的所有人，包括帮助过我或批判过我的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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