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汪耀华:风雨声中念残阳

作者:汪耀华   2016年05月11日   来源:百道网·汪耀华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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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汪耀华专栏】从发现病灶入院到走完人生的312天中,李先生无数次想出院、想从ICU回病房,但终于不治。其住院医治费用为81.3万元,每天护工费用120元。这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个中国老人一辈子的积蓄都在最后一年的患病时期耗尽……

《风清月明:张元济孙女的回忆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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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者:张珑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初见张珑女士《风清月明——张元济孙女的回忆点滴》(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是在上海书城淮海店,这是一家被演绎为休闲式的书店,因为书被塑封着,我没有打开。这天既没有带书城的会员卡(可以八折优惠),也没有戴眼镜,所以就放弃了。隔天带着眼镜、会员卡在书城福州路店看见已拆封的该书,就买下了,我既不忍再拆开一本,也不愿买回一本未拆的(里面有折页缺页之类还得去退换)。

作者(退休前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英文版《中国建筑》主编)2007年在上海出版了《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我买了也读了,从中获悉了不少张元济先生的私房旧事。现在的《风清月明》,其实与张元济关系不大了,只是张元济孙女的人生回忆,毕竟与张元济是隔代人,隔代回忆的文章总不大会有趣。当然,因为作者是张元济的孙女,我才在书丛中发现并携回家。


全书约22万字,由14篇文章组成。虽然也有叙述与张元济先生有关的寓所、桌子、洋玩意儿、昆曲等篇章,但令我感受深刻的却是作者写丈夫李瑞骅(中国建筑钢结构设计先行者、带头人)的往事。尤其是阅读书中《最后的日子》的时候……

2008年4月,85岁的李(瑞骅)先生发现胃部不舒服,然后住院查出胃部溃疡癌变,做手术“胃切除3/4”,手术后没有通气出现“胃瘫”,不断插管不断用药。10月17日进行第二次手术,术后出现肺炎、多次进出ICU,李先生在2009年3月14日停止了艰难的呼吸。

从发现病灶入院到走完人生的312天中,李先生无数次想出院、想从ICU回病房,但终于不治。其住院医治费用为81.3万元,每天护工费用120元。好在李先生单位(金属结构设计院)“院党委批准可以让我们报销医药费,即超过规定的医疗限额后,还可以继续按常规报销。由于瑞骅的身分、级别和当年应周总理之邀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等情况,院里作出了这个破例的决定。”作者没有写最后结算时是多少费用,也没有写护工费等实际是多少。

这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个中国老人一辈子的积蓄都在最后一年的患病时期耗尽:

进ICU必需我签字,还需要作一系列的决定,例如上不上呼吸机,采用不采用某些抢救措施等等。那天值班的是一位姓薛的大夫。他对我说:上了呼吸机就是慢慢地消耗,它只能用来抢救,不能治愈。而且插上后,往往拔不下来。我对于各种抢救措施连起码的知识也没有,而且当时只有我一人在场,没有亲人可以商量,所以作什么样的决定很是迟疑不决。薛大夫对我说:“有些抢救费用极高,到最后可能弄得人财两空。”又说,“其实,人要活得有尊严,否则也没有什么意思。”我说:“如果我签字不采用各种抢救措施,我于心不忍,岂不等于是我杀了他?这笔落不下去啊!”薛大夫说:“你不能这样理解。是病杀了他,而不是你。你已经尽到力了。”过了一会他又说,“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汉人)都不信宗教,所以在作这种决定的时候尤其显得困难。我们只知今生,不信来世。如果有宗教信仰,也许会容易一些。”……

李先生曾经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杰出人士,作者写道:

2000年1月的一天,有一位姓张的女律师找上门来,要见广州电视塔的原设计人。广州电视塔于1958年开始设计,建成于60年代初,是我国第一座电视塔。高50米八边形宝塔式的钢结构塔立于广州越秀山之巅,体态优美。建成后40多年间经受过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安然无恙。但是到了商品经济年代,问题来了。有一个地产商陈国龙投资建一栋28层高楼,建到23层时,广州电视台和香港电视台之间发射的电波被高楼阻断。电视台方面要求地产商将高楼降低5层,而陈将因此损失数千万元。张律师从中调停,无计可施,故来找到瑞骅,并邀请我们两人去广州,希望他从技术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瑞骅有当年设计的全套图纸,他组织了10位专家同去广州现场做实地考察,将结构重新计算一遍,并开讨论会。最后他指出只需加固一两个构件就可以了。至于电波受阻的问题,他指出只需将挂在电视塔上的各种广告牌取下,把接收电波的设备往上提升就可解决。加固构件和上移设备估计仅需60万元,而地产商原本打算花几百万元了结此事。我在讨论会上旁听,但见争论激烈,电视台方面对上移设备的方案存在疑虑。在听取了多方意见后,瑞骅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最后说:“我们设计过1000多座塔桅结构,对这么一个小问题还没有把握?”“1000多座”这句话惊诧四座,既表现了他在技术问题上的定力,也说明了当年金属结构室曾经的权威性。大家同意了他的方案,这场争论就此解决。

也是曾经,李先生经受了“革命”考验:

1953年他被选为上海市青年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曾到怀仁堂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55年“肃反运动”时期,有人检举他有政治问题,公安部派出一位梁同志找他谈话,通知张珑以后不可回家。此后,梁和另外一个干部日夜守着瑞骅。白天他们让他照常上班,晚上要他交代问题,并把屋里所有可能用来自寻短见的东西如电线、剪刀之类都收走。他们叫他把家人、亲戚、朋友等凡是他认识的人都交代出来。梁说他手下有20多人可以协助去一一调查。瑞骅竟然写出了一个400多人的名单,包括许多因工作联系只见过一面的人。按照规定,凡列入名单者都必须调查,而每次调查都必须派去两个人同行。有一人远在新疆,也派出两个人去调查。但是那个调查对象却说因工作关系和瑞骅仅见过一次面,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在漫长的调查过程中,有一天晚上他们突然把他带出去,说要枪毙他。在外面走了一圈,见他神态坦然,并无惧色,又把他带了回来。

审查持续4个多月,瑞骅告诉张珑可以回家了。如此惊心动魄的审查结果是“什么问题也没有”。

我选辑了张元济先生孙女婿的人生故事,虽然与张元济先生基本无关,仍然让我情不自禁、甚至有些难受,这大抵也实现了读书的价值。

(本文编辑 eliza)

作者:汪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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