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这是一本最好的中国文学入门书。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一本好的书，它本身只是起点，它可以让读者从起点出发，向知识更远更深处独立前进，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的书，它是启发者，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让人忍不住去阅读和思考它所提及的作品和知识。从此种意义上，它超越了那些严肃严谨的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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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作者：钱穆 讲述；叶龙 记录整理
出版时间：2016年03月
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要回到60多年前……
1947年，19岁的绍兴青年叶龙去南京讨生计。因为字写得好，他在南京政府谋到一份少尉书记的工作。这时的叶龙，人生之于他，就是从格子间抬头望见的那片天。
这一年，52岁的无锡人钱穆早已名满天下。时局飘摇，他不入名校，而是归隐刚刚创办的江南大学，冀图做一点对学术真正有益的事情。应上海正中书局之邀，钱穆雄心勃勃，开始主持一项庞大的出版计划——从《四部备要》里选出100种中国古籍必读书。这套丛书，定名为《四部选粹》。
1950年，失去一切的叶龙懵懵懂懂闯进香港。为了一口饭，他考入毋须交学费的天主教鸣远中学，走进了著名的调景岭难民营。
此时，蜗居九龙桂林街的钱穆正值人生最窘迫潦倒的时刻。在众多可能的人生选择中，他选择了去创建一所全新的大学：新亚书院。
1953年，从调景岭走出来的叶龙，终于坐在了新亚书院的课堂上，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钱穆——严肃，不太有笑容，一开口却极有吸引力，那口洪亮的无锡官话，让同为浙江人的他， 一闻乡音热泪盈。
那一年，钱穆虚岁60，叶龙才刚满25岁。
他们的命运从此开始交错。
从桂林街到沙田马料水，从新亚研究所到能仁学院，从香港到台湾，从课程笔记到每一次讲演稿……叶龙一路追随着恩师钱穆，成了他身边最重要的“影子”记录者之一。
60年后，耄耄之年的叶龙翻出自己当年在新亚书院的听课笔记：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秦汉史……在一页页泛黄的手写纸上，他默默忆念师徒相交的日子，心中跳出一个念头：趁还看得见、写得动，把这些因乱世流离没能出版的珍贵讲稿整理出来，为“钱学研究”作一补白。
第一本是《中国经济史》。
2013年底，叶龙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的钱穆《中国经济史》讲稿先在香港出了繁体中文版，几个月后，简体中文版引进内地。虽然引起了一些关注，但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者甚少在大众层面发言，这让叶龙多少有些失望——
在他看来，钱穆一生为师，其关于中国文化的学问首先是“讲”出来的，是活的，是有听众的。它本不该供在书斋，而是该让贩夫走卒、江湖蚁民也听得兴致盎然，是本应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血脉。
所以，当叶龙2014年5月开始整理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边整理边在报上连载，他渴望看到互动——哪怕这互动来得太迟，钱先生再也看不见。
这一次，他选择了离香港很近的《深圳商报》。
从7月24日到10月10日，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在报上连载了整整50期，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钱穆版文学史，犹如一场学术地震，迅速引发了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激烈争论。8月11日，《深圳商报》启动“再提‘重写文学史’”系列访谈， 钱理群、洪子诚、李陀、张隆溪、刘再复、顾彬、莫砺锋、黄子平、陈平原、陈思和、王德威等近30位中国文学史大家，在5 个月内持续不断发言，从钱穆版文学史到文学史写作、传播、研究、讲授之诸多问题，一波又一波争论把中国文学史——这过去只属于象牙塔的学问，推到了大众眼前。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成了一个事件。
历史的湍流滚滚而来，许多吉光片羽最终都会归于尘土。
而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注定会载入史册。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 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文论，以及那部著名的《中国文学讲演集》中，去寻找他对古代文学的精彩论述。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到清末章回小说，31篇，近20万字，自成一套完整体系。
叶龙回忆，钱穆先生备课极认真，每次都会带二三十张卡片，时间则很随意，少则一个钟头，讲得兴起了，三个小时也是常事。而叶龙因为“做笔记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在钱先生查阅笔记时得了高分。
“我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在香港青衣岛家中，叶龙抚摸着手中那本虽已泛黄，但依然保存完好的中国文学史笔记，思绪回到了久远以前。
这是60年前的老古董了。简陋的牛皮纸封面，窄窄的横行，像是算术本子，叶龙把它调转90度，写成工整的繁体竖排。钢笔字十分娟秀，每一页都有注释或眉批，红色和蓝色笔迹爬满了缝隙。厚厚的一本，拎起来沉甸甸，一个青年学子的心跳隐约可触。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新亚书院校友常用“偶然的无中生有”来形容这段历史。在香港这块“借来的城市借来的时间”甚至是借来的教室里，一位国学大师在近乎孤岛的殖民地讲述本国历史，这本来就是偶然。而叶龙此时刚好就读新亚，他不仅非常用心地做了笔记，而且也是浙江人，能完全听懂钱穆的无锡话， 于是钱穆当年的体系性论述，才有了宝贵的文献记录。
这部讲稿的价值该如何认定？它将带来怎样的改变？之于“钱学”，之于中国文学史，之于那些在断裂后重新寻找文化之根的你、我、他……一切还不得而知。
但你一定无法否认，那每一个字所饱含的耀眼的生命激情——它来自钱穆1949年到1965年创办新亚书院筚路蓝缕的16 年；来自钱穆试图在英属殖民地复兴儒家精神，因此遭遇的深刻思想困境；来自他将自己的生命之烛浇灌于三尺讲台化出的每一个字——与他那些精彩的学术论述相比，几乎具有同等价值。对于研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这是标本，弥足珍贵。
在钱穆众多弟子里，叶龙默默无闻。退休前，他是香港能仁学院院长，研究清代桐城派，靠勤奋走完学术一生。谁也不曾想到，这样一个人，竟会成为钱穆最忠心的“守墓人”。
叶龙回首一生，自嘲所有成功都和“写字”有关。可谁又能说，从兢兢业业的小书记，到钱穆身边的记录者，他不是以自己一生的实践，实践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史官”精神？
著书立说固然可贵，记录传递同样不可或缺。
一个是国学的传道者，一个是被拯救因而改变命运的流亡青年。钱穆和叶龙的人生，在一个甲子之后，完整地叠成一个圆：
他接过他的火炬，薪火相传。
二
不了解新亚书院，不了解桂林街时代的新亚，可能会读不懂这本《中国文学史》。
新亚的桂林街时代，充满了流亡气息。不单是书院本身， 就连香港这座城市，在那个年代，也无法摆脱“流亡者”的身份标签。
1949年，岁月动荡。从内地流亡到港的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时没有任何人际网络可以筹措经费，在颠沛流离之中，节衣缩食创办了新亚书院，取“新亚洲”之意。面对当时大陆知识分子普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面，钱穆认为需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
在不足2000平尺的狭仄空间中，他们开始重塑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然而这条路，好不容易。
“他初初创办时很苦，常常去台湾讲学，换钱来补贴新亚。”叶龙回忆，那时穷困潦倒，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到薪水，学生缴不了学费。不但如此，这些大陆来的流亡学生无所寄托，新亚还要为他们的生活张罗。
叶龙还记得，钱穆在课堂上曾引孔子所言：所谓“士”，乃有理想而能肩负道义之人，不以恶衣恶食为耻，他本人自是奉行不二。
新亚几年，尽是苦日。钱穆把私蓄奉献，唐君毅、张丕介替报章写文章赚取稿费，张丕介的太太更要拿首饰典当，以缴付房租和水电费，“真是穷得连电费也交不出来！”叶龙笑道。即便贫极，但新亚开校以来，从没有学生因为欠付学费而被退学。那时，每年学费为四百八十元港币，获免学费的学生竟达八成。
当时桂林街61－65号的四个单位，容纳了一座书院的全部。叶龙至今还记得，四楼打通作为教室，中间用厚厚的木板隔开，“这边在上心理学，那边在上教育概论”。学校楼下就是纺织工厂，机器轰鸣；对面是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面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是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
没有图书馆，没有任何教学设施，几乎家徒四壁的新亚书院，从客观条件上讲，的确如钱穆创作的《新亚校歌》中所说——“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流亡到港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江山美人》的女主演、邵氏旗下最红的黄梅调女星林黛就曾短暂就读于此。大量学生和难民被港英政府安置在新界西贡的调景岭，白天到马鞍山采石或是修路，夜间搭乘巴士到新亚听课。有时晚了就三三两两地睡在楼梯间，钱穆等人在外讲课回来得晚，还要小心翼翼跨过他们上楼。
叶龙就是调景岭难民营的一员。自1953年入学，他一直在新亚做“工读生”，“一面读书一面工作。我没有钱缴学费，只能替学校教务处做做传达，送信、送公文，做点文字工作。”尽管这样，也是快乐的。他和其他流亡学生告诉钱穆， “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 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才能再鼓起勇气，来向此无情的生活作抵抗，再挣扎”。
相比困顿的物质环境，新亚早年的教授，堪称明星阵容。
钱穆与唐君毅自不待言，另如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吴俊升，是杜威的学生。教经济的张丕介、杨汝梅早已誉满大陆。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教西洋史。孙科南京国民政府中国行政院院长、孙中山儿子的秘书梁寒操教写作。诗人、书法家曾克耑，历史学家左舜生，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国学家饶宗颐、罗香林等诸先生，皆曾在新亚任教或讲学。
“然而新亚教授所领的薪酬极为微薄，一个月才一两百元港币，仅及当时香港官立小学第二级以下的薪给，而且经常领不到薪水。”叶龙说。
上世纪50年代初，全香港只有一所学校有资格称为大学， 即香港大学。“新亚书院被叫作‘野鸡大学’，我们在门口挂了一个‘新亚书院大学部’的牌匾。”叶龙记得，某日香港教育司司长高诗雅来巡视，看到这个招牌也笑了，虽然教授名册令人刮目相看，但碍于港英政府规定，高诗雅还是嘱咐移去， 勿悬室外。
1952年7月学年结束，在湾仔六国饭店的二楼西餐厅，新亚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余英时和张德民两位毕业生参加了仪式。钱穆因为身在台湾，没能出席。而不久后传来消息，钱穆在淡江文理学院讲学时被天花板砸伤，击中头部压至重伤，在台湾养病足达三个月。
又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内心真为他难受，多年以后，他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一文中记述：
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曾对叶龙说起他心中的“新亚精神”：“没有理想的吃苦，那是自讨苦吃，有理想的吃苦，才是一种精神。”
读钱穆的学术年谱，会发现60岁时的钱穆竟然没有作品出版，61岁出版的也不过是在台湾的演讲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而正式的论文只有《孔子与春秋》和一些为《新亚校刊》等杂志写的散碎的文章。可以说，这是钱穆学术的低谷期。
这部珍贵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叶龙记录下来，实属难得。
现在人看钱穆，一般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在1949年前和1967 年去台后。他的两部代表作《国史大纲》和《朱子新学案》， 分别在这两个时期完成。对于1949年到1965年，钱穆旅居香港办学的这16年，由于没有重要著作问世，几乎都被轻轻掠过。
但实际上，新亚书院是钱穆人生中的重要一页，寄托着他全部的文化理想。钱穆88岁高龄时，眼睛已盲，在他口述、太太胡美琦记录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他静静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师友杂忆”共20个章节，仅“新亚书院” 就占了五章，达四分之一之多。
钱穆在书中如此坦言：
自创校以来，前后十五年，连前亚洲文商学院夜校一年，则为十六年。亦为余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
的确，这16年，钱穆的主要精力并不在学术研究上，而是在为新亚书院的前途奔波。
叶龙回忆，钱穆曾谈到自己坚守新亚的初衷：
（学生们）有些生活在饥饿线的边缘，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远占据心头，多半是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若我们不能给与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
三
钱穆的担忧，其来有自。
在钱穆讲授中国文学史的1955年，香港仍摆脱不了港英政府治下的殖民地色彩。
钱穆在对时代变革留下无尽叹息之时，力图从传统中寻找应对时代的新价值，同时又不可能无视新文明的剧烈冲击，这种深刻的内心矛盾，在中国文学史讲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叶龙清晰地记得，钱穆先生开讲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天，就说了一句“重话”：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
“当时的确无法理解。这句重话岂不是会得罪好多曾经撰述并出版过《中国文学史》的学者或教授吗？钱师一向说话谨慎谦虚，如此批评，实不多见。”长久以来，这个疑惑藏在叶龙心底，挥之不去。
直到他自己做了老师，教那些读ABC长大的香港年轻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生计与理想的日益撕裂中，才渐渐明白，钱穆先生当年的巨大悲凉。
1955年，钱穆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时代，新文化一统天下， 传统文化的地位并不高。他和唐君毅等一批大师级学人从大陆来到香港，办新亚书院的目的，就是复兴儒家精神和传统。然而当时的香港殖民地色彩浓厚，西方文明滚滚而来，中国传统文化更难有立锥之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自言是“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很久以后，叶龙才理解，钱穆先生开篇的论断“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并非是瞧不起人，而是怀着“新文学新生，旧文学已死”的悲凉，呼唤一部像样得体的中国文学史，为的是“使死者如生”，对新文学提供一分可能的贡献。
这种于绝望中建设的大勇气，始终贯穿在钱穆的讲稿中。
他绝不囿于旧文学一家之言，对各种学说兼收并蓄，有批判也有吸收。他批评“红学崛兴”，质疑那些沉浸于“儿女亭榭”的人们，难道要以“红学”济世？他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有巨大影响，并非提供了一套理论，还是有一套新文学帮助。对于那些抨击他的新文学阵营，他平心而论，“通俗文学有力量，但这种文体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
他心知“旧文学已死”，却始终不放弃，呼唤包容，呼唤共存。他说文学家各有各的长处，没人是十项全能；文体各有各的价值，谁也不能一统天下。司马迁精于写史论而不精于诗，近人胡适并不能作诗，他的“八不主义”也只是一种议论；“现在生物已进化到人类，但其他动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话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体，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来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
他对魏晋南北朝十分偏爱，对建安文学更是不吝笔墨，不仅将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而且对其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或许，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的中衰期，从政制和人格上都是黑暗时期，与钱穆前半生经历的动荡时代太相似。
时代转型中，钱穆一直怀抱忧患意识，思考中国文学的未来。在他看来，中国从没有“纯文学”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学与人生、历史、天地高度融合，“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切通俗文学最终通达于上层才有意义，“如乐府、传奇、词曲、剧本、章回小说，愈后愈盛”。他很怀疑，新文学如果只限于神怪、武侠、恋爱、侦探等游戏消遣，会不会逐渐没落？
这些观点，在60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一切当代史都会成为过去，但举头能见后人之笔，还有先师的眼。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可曾以史为镜？
60年前的一堂课上，钱穆讲到屈原的《离骚》，难得地对台下的年轻人说了一句题外话。他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不求人解，如屈原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但屈原并非要讲给人听——如同行云流水，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我们的人生遇到悲欢离合的时候，也当如此。
二十世纪之于钱穆，犹如堂吉诃德的风车大战，不求人解却战得行云流水，虽败犹荣。他一生守护中国传统文化，不曾言悔，只在极偶然的间隙，才留下对时代变革的一声叹息。
四
若要求全责备，这的确是一部有瑕疵的《中国文学史》。
它详略不当，有些章节几笔带过，有些却浓墨重彩；
它缺乏严正的学术规范，口语多过书面表述；
它太随意，更像散文而非论文；
它太初级，没什么高深的研究和发现；甚至，它还有技术性错漏……
然而，把它还原到1955年那间破烂不堪的教室，还原到钱穆当年面对的一张张浸满汗水与愁苦的脸，还原到手边连几本工具书都找不到，更没有Google可供查阅的时代，还原到一个教师走上讲台的初衷——
如果知识失去传播的意义，它是否还有价值？
面对白天去搬砖晚上来听课、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最后的“根”与“家园”的普罗大众，钱穆只能，也必须讲出这样的中国文学史。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它是一部沉痛而深情的文学史。
因此，它值得尊敬。
文学史之所以对国人那么重要，或许是因为它从来不单纯。
钱穆版文学史面世后，引发了长达5个月的“再提‘重写文学史’”系列访谈。每一位发言的文学史家，几乎都在文中激烈捍卫自己的文学史观。
这不免让我们思考：“文学史情结”对这些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他们谈论文学史时，其实是在说什么？
刘再复在访谈里，略带嘲讽地说，当代文学史重写了那么多年，至今还是个“梦想”，也许永远不会实现。从上世纪80 年代激进的理想主义走到现在，青丝变白发，学者们越来越明白，文学史的重写与共和国历史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 谈何容易。现实主义者选择了远离；理想主义者仍在修改自己的文学史，不管能不能出版；更多人以自己的方式斡旋，或转向考据，或出走域外，或是和钱穆先生当年一样，走入民间， 下社区、进企业，但凡能做点普及工作，从不挑拣。
学术有的时候，真的不只是一碗饭。
当知识分子无法选择，他们的研究就会成为他们最后的精神堡垒。
于是，这个长长的故事终于到了收尾一刻——
当我们遥想60年前，9月的一天，当钱穆环视课堂，在讲台上缓缓吐出那一句：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
他哪是在谈文学史，他谈的，是自己的生命如何蹚过那个时代。
于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七日深夜
（刘悠扬系《深圳商报》文化记者）
（本文编辑 文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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