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汪耀华专栏】胡愈之先生1914年仅以一个中学没毕业的学历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1932年出任《东方杂志》主编、1933年离开工作了二十年的商务，对于商务、对于王云五这位时任总经理，自然有着太多的感受。
自右至左依次为毛泽东、童第周、胡愈之、华罗庚、费孝通
整理旧藏，发现有《我的回忆》、《胡愈之画传》、《胡愈之印象记》及增补本、《记胡愈之》、《大道之行——胡愈之传》等，购回时都曾拜读过，而且在书中夹着的小纸条还在。近日花了几天闲时集中翻阅，对于这位奠定新中国出版事业之基的“主帅”的生平业绩也就有了深入的了解。新中国第一个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应该是1949年2月成立的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洛峰），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出版总署，署长是胡愈之，黄洛峰在出版总署任职是出版局局长（1949.11-1952.4）。出版总署存世的年月中，只有一个胡署长，副署长先后有叶圣陶、周建人、陈克寒、萨空了。总署1954年12月改制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首任局长是黄洛峰（1954.12-1958.11），胡愈之改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到黄局长卸任，1959年8月胡副主任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负责出版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直至1965年5月。
胡序文、于友曾有《胡愈之生平大事记》（载《胡愈之画传》，盛永华、王健编，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一版），内称：1948年“9月底，到达西柏坡，即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汇报了海外工作情况，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接见。按中央决定，以后主要仍做统战工作。”1949年“3月17日，与周扬商谈今后出版工作的设想。”周扬将胡愈之谈话内容电告了“中央并定一同志”，汇报了包括出版发行印刷实行分工等五点意见并且提请中央考虑“可否请其参加或主持出版方面工作，他对此有经验，亦有兴趣，如何盼示复。”(这份材料现藏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一册）》)虽然我们未能见到“示复”的文本，但是胡愈之在9月被聘为新华书店总编辑、10月被任命为出版总署署长却一定与周扬的推荐有关。
不过，1952年年初，中央为了加强党对出版总署的领导，委派新华社原社长陈克寒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党组书记，胡愈之在1954年机构调整后没有延续从事出版工作，似乎与政治意识、斗争意识不强有关，之后的工作转向文字改革工作并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生平大事记”刊有：“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动反右派运动，民主同盟被视为运动的重点单位，在领导民盟中央的斗争中，执行了扩大化的方针，伤害了许多同中共长期合作的朋友和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费孝通、钱伟长等人。”换个说法，胡秘书长可能是“执行”有力，才在1959年回归文化部任副部长？
王益先生曾在《出版总署好署长》一文中，通过分析胡署长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讲话、报告的中心内容，概括了十条人民出版事业的方针性观点：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出版事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出版事业的领导权必须操在人民政权管理下的国营出版业的手中；出版与发行要分工，出版与印刷也要分工，出版本身要专业化；出版、印刷、发行虽然是一种有着重要政治意义的工作，但我们仍要当作一件经济工作来做……
这些方针、政策迅速化为行动，开创了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胡部长1959年继续分管出版工作后，在筹划出版“知识丛书”、计划创办出版协会、设想出版《东方红》历书等几件在那个年代不怎么成功的事情之余，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了……
1933年9月加入中共（作为中央特科直接领导的特别党员，与组织保持单线联系，不参加基层组织生活，与其他党员往来也不暴露党员身份。从此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因为肩负民盟、文改会的职责，作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推广世界语，有着统战任务和1949年之前在出版业的卓有成效的革命经历，使胡愈之先生在“文革”初期就被“保护”，就参与了接待外宾、国庆观礼、参观访问等活动，直到1979年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5年被推为民盟中央代主席。1986年逝世，终年90岁。
胡愈之先生1914年仅以一个中学没毕业的学历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1932年出任《东方杂志》主编、1933年离开工作了二十年的商务，对于商务、对于王云五这位时任总经理，自然有着太多的感受。
胡愈之先生在1962年商务印书馆建馆65周年纪念会上做了报告，其中论及：
原来商务固然也是私人经营的，但是到底象个文化事业；原来的资本固然也是有剥削的，但是还有一定的进步性。而王云五却完全以一种营利的目的来办商务了，订出了许多荒唐的制度。同时，王进商务是1921年。不久，正是职工运动抬头的时候，王却千方百计的想些办法来对职工进行压榨。他规定编辑每天要写多少字，写不足就扣薪水。画图，先是要量尺寸，因而有人就尽量画大。后来他又提出图中空白地方要扣除不计尺寸，也就是不计报酬。校对上如果发现一个错字，就要扣多少薪水。过去的几个编译所主任对编辑还是很尊重的，对王云五却普遍有反感。
……
我认为，从历史上看来，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走向衰落和反动的主要罪人。
1990年7月出版的胡愈之《我的回忆》收录了该报告，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增加了一个补记：“这是大约二十年前我的谈话记录。这只能作为一种史料，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来看，有不少事实和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
商务印书馆实在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老大”，在新中国曾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都是在商务开始出版职业的，而且，离职时不愉快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于是，在不同政治语境下的回忆，不免因时因地而不同，这也使晚生读者因为阅读而陷入云里雾里。
陈原在《记胡愈之》中写着这样一段：
胡愈老跟王云五的关系是在《东方杂志》搞崩的。王云五请胡愈老主编《东方杂志》，胡愈老提出的条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承包。胡愈老提出，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编辑人员和作者稿费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编负责，不必经过总经理，王云五答应了。这样就有了《东方杂志》的革新时期——即从第29卷第4号（1932年10月16日出版）到第30卷第4号（1933年3月16日出版），五个月，共出九期，还不到半年，因为出了一个特辑《新年的梦想》，王云五受不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要胡愈老别这样编。胡愈老不干，这样就崩了。五十年后（1982）胡愈老回忆这段往事，曾经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题目《新年的梦想》征稿，发表不满意国民党的文章，有些国民党人也写不满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这个特辑，很生气，对我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我说，不行，编辑权在我，不在你。他说，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时我性子急，就说，你取消就取消。这样合同就取消了。后来许多人批评我说，你其实不必那么急躁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点那样的文章，也能起影响，因为《东方杂志》是个大杂志。”
他谈起往事时，也觉得那时一下子放弃这样重要的舆论阵地，是很可惜的。他甚至说，鲁迅也跟他说，本来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鲁迅自己就没有给特辑写稿。如果，胡愈之继续在商务做下去，也就没有后来为我们所熟悉的胡愈老了。
本文摘自《阅读纪事》
（本文编辑 e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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